在空中的无人机有可能在拍你吗

·人们会对目的不明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感到压力。

·缺乏对无人机的监管，使发展中国家更易受信息滥用的危害。

·研究者呼吁在进一步开发人工智能工具前，探讨其伦理内涵。

无人机盛行，毁誉参半

目前市面上的无人机造型各异，有的像玩具飞机，而有的像外星飞船。由于无人机不断发出恼人的嗡嗡声，美国国家公园禁止人们在园内使用无人机。合理利用下，无人机可以防止非法砍伐森林，并帮助运输药物。而当使用者怀有恶意时，无人机可以携带并发射导弹。

无人机正变得无处不在。虽然舆论争议不断，但无法否认它们对科学的贡献。通过地面遥控，这种小型无人飞行器可以飞往人力所不能及之处。在它们的帮助下，科学家进一步使用人工智能（AI）检测地下水域、分析谷物健康状况并且评估自然灾害的影响。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科学家需要收集大量信息，尤其是高分辨率的照片。拍摄这些照片要求无人机在人们的头顶不远处悬停。然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无人机背后的任务，进而也可能不同意它们出现自己头顶上。虽然无人机在科学发展中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它们和其他人工智能设备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棉花田上方工作的植保无人机 | Pixabay

克里斯·桑德布鲁克（Chris Sandbrook）是英国剑桥大学沟通领导力方面的高级讲师，作为为数不多关注这个话题的学者，他证明，“不请自来”的无人机会引发阴谋论和对它们使用意图的怀疑，从而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他说：“人们往往认为它们有军事用途。他们担心当局会侵犯隐私并肆意采取行动。”

桑德布鲁克以森林保护作为例子：为了保护森林，相关人士通常要使用无人机或者隐藏的相机来监视野生动物和树木的健康。桑德布鲁克认为有证据表明，一旦人们意识到有相机或无人机在场，他们就会减少在森林逗留的时间。人们感受到了威胁，即使自认为没做错任何事。

桑德布鲁克遗憾地表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研究发展中的伦理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他说：“其实许多研究者都清楚无人机的争议性，因为他们的设备遭受了攻击或者破坏。但是对于科技出版物而言，无人机的伦理问题并不被视为一个有相关性的话题。”

无人机飞行，使命必达

新型的无人机是如此的复杂、坚固，并有很强的适应性，因而它们成为了各类研发领域中的常客。在2016年3月，联合国儿童基金委启动了一项田野试验：在非洲马拉维利用无人机运输药物。今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讨论了无人机为偏远地区运送物资从而打开新兴市场的可能性。南非政府使用无人机追踪偷猎者，而菲律宾通过无人机传输的影像监控农村地区的路况。

在香蕉园上方工作的植保无人机|Pixabay

位于贝宁共和国科托努市，一家名叫“全球伙伴”（Global Partners）的公司在无人机浪潮中顺势而起。这家坐落于西非的公司，为来自农业、商业、甚至政府的用户提供高分辨率的地表照片。阿卜杜拉齐兹·拉瓦尼（Abdelaziz Lawani）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他亲眼见证了无人机带来的积极影响。他和他的团队进行了一项研究，为一些农民提供无人机拍摄的地表照片，上面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农场的大小和布局，以及农作物的密度。拉瓦尼说：“那些接受拍摄服务的农民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最终产量。”

拉瓦尼表示，他的团队在使用无人机前会与各类群体进行广泛的沟通，往往在获得政府许可后还会向当地征求同意。他说：“我们从未在人们还不情不愿时就草率使用无人机。”拉瓦尼补充道，农民乐于获得一幅自己农场的全景照，他们会把照片挂在墙上，就像全家福一样。

拉瓦尼同时解释道：“我们还知道，农民们感到高兴甚至激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负责拍摄的无人机是肩负责任的。“

这种驾驶无人机的责任不仅涉及企业的公共责任意识，也涉及数据收集的内容和使用目的。无人机可以拍摄某个特定个人的高清照片，而其他移动端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尤其是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能够收集高度个人化的用户信息。

无人机监管，道德两难

发展中国家对无人机的潜在威胁开始警觉。今年5月，42个国家签署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的人工智能原则，为各国的国家监管标准中，数据收集和保护方面提供指导方针。然而，每个地区的法律仍然有极大的差别。埃菲·瓦耶纳（Effy Vayena）是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健康伦理学的研究员。她表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原则没有被严格执行。

瓦耶纳说：“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之一在于，伦理维度完全没被开发者纳入考量。开发者往往是大公司的白人。但事实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需求和忌讳。如果这些国家不加入讨论，我们只能擅自揣测他们心中的优先顺序和价值取向。”

瓦耶纳在这些快速发展、并需要广泛网络连接的国家中看到一种特定的风险。这些国家的立法者很可能会签订一些协议，对最终使用这些服务的国民有害。她说：“很多大公司都在这些国家快速扩张以获得数据。我们需要国家级的政策方针，国际性的支持和来自公司更有责任感的企业行为。否则，这会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殖民主义。”

桑德布鲁克希望科研群体也能够肩负更多责任，包括更好地规划无人机收集来的数据应该如何整理与储存。他给出了一个例子：如果研究者意外地获取了非法活动的信息，应该怎么做？他说：“如果你拿到一段某人试图杀害大象的视频，你会报警吗？还是删了视频？我们应该事先讨论这些道德困境，而不是见机行事。”

在拉瓦尼看来，这种数据规划，对于他的公司声誉至关重要。“全球伙伴”践行严格的操作原则，对于是否为客户提供某些数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拒绝提供追踪个人行为的高清照片，以及可能侵犯人们隐私的各类数据。

由于非洲大陆不同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法规各不相同，“全球伙伴”在扩张中仍然面临种种挑战。一些国家，例如肯尼亚，虽然之前允许使用无人机，但近来却将其禁止了。还有一些国家则要求高达6000美元一年的飞行执照费。这些变动无常的法规严重搅乱了莫桑比克和印度的森林保护项目。

拉瓦尼甚至觉得，有些法规过于严苛了，但他仍然认为这些法规聊胜于无。他说：“对无人机没有任何管理权的国家只能成为各类研究的小白鼠，这是相当危险的。我们知道无人机可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但目前很多国家仍然没有防止它们被滥用的方法。”

我们应该事先讨论无人机可能面临的道德问题，而不是见机行事|Pixabay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大范围使用无人机或许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必须积极面对这一现象带来的伦理困境。只有国际组织、国家政府、科研人群和普通民众之间加强有效沟通和共同协作，才能使无人机收集到的数据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