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巴菲特心中的英雄？

巴菲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赚到了约500亿美元的净资产。因此，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标志性的主分馆举行的福布斯400富豪慈善峰会上，他带来了一本书，而不是从纽约公共图书馆借出一本书，这完全符合他一贯的行为模式。确切地说，他拿来的是一本已经用旧的精装版《我记得》(I Remember)，这是美国著名教育学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940年出版的一本自传，而现代慈善家当中很少有人甚至听说过弗莱克斯纳这人。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照片

巴菲特翻阅着这本他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读到的自传，告诉我说：“弗莱克斯纳很可能是对慈善事业造成最深远影响的一位美国人。这不是根据他向慈善事业捐赠的资金多少而言，而是按照他对慈善运动带来的影响而论。”

出生于路易斯维尔的弗莱克斯纳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美国的高等教育》(The American College)，因此而使他第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该书指责美国的高等教育依赖于授课，而不是小班教学及实践动手教学。他这番有先见之明的分析引起了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注意，后者当时正热衷于改革医学院。1910年，卡内基基金会出版了《弗莱克斯纳报告》(The Flexner Report)，该书第一次确立了美国有关医师培养的全国标准。“他不是医生，”巴菲特说，“但他就是聪明，而且思维既冷静又有条理。在他为卡内基基金会从事这方面工作数年之后，全美半数医学院关闭了。我的意思是，他事实上改变了美国的医学教育。”1930年，弗莱克斯纳在路易斯·班贝格(Louis Bamberge)的资助下，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创办了高等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从而再次获得成功。他在那里聘请了诸如大发明家爱因斯坦和“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担任教职工作。

“我对那些拥有资金实力做慈善，以及帮助这些有钱人将慈善理念付诸于实践的人进行过研究，”巴菲特补充道，“而这很早就对我产生了影响。”

这种长期影响有助于我们揭开巴菲特慈善理念的神秘面纱。想知道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资产配置人为什么基本上选择把自己的慈善行动“外包”给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吗?看看弗莱克斯纳就可知晓。“卡内基自己并没有出去走访所有这些医学院，”巴菲特说，“他让弗莱克斯纳去完成这些事情。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想在罗切斯特开设一家卓越的医学院，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就打电话给弗莱克斯纳，说：‘告诉我该怎么做。’班贝格也是如此。因此，我赞成通过他人把事情做好的做法。”

同样，弗莱克斯纳的事迹也有助于解释巴菲特所坚持的如下做法：他的巨额遗产将在他去世后的10年内全部投入使用，而不是设立一个永久存在的基金会。巴菲特还记得在1959年弗莱克斯纳去世后《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人中，没有谁比他为自己国家和全人类的幸福奉献出更多。”通过安排了有望成为慈善史上资金增量最多的捐赠计划，巴菲特的墓志铭上势必也将添入类似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