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龙的命运：从精神符号沦落成电子仓库

策划 李俊 文 本刊记者 李俊 孙宏超
以“中关村一号”为始，以卸下桂冠而终，海龙的身影一直就是如此的斑驳。
滴水藏海。经时代的催生和利润诱惑，海龙将电子卖场与高科技宣教员浑然一体地融合。不过，三年来，“中关村一号”被京东商城、宏图三胞等家电连锁渠道商逼上了死角。众多IT卖场也遭遇了摊主大逃亡的窘境。走下神坛、失去符号意义的海龙，在这场有关卖场与商场的商业革命中，的确已经回天乏力。
鲁瑞清说：“海龙今天的困难将是其他的IT卖场的明天。”
难道这就是宿命？如果海龙没有错，那么谁是真正产业革命的主导者，谁又来为海龙埋单呢？
1999年的最后一天，海龙集团董事长鲁瑞清和高管们相聚于中央电视塔，那是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他们鸟瞰着中关村的方向，等待着新千禧年钟声的响起，心里隐隐感到“到海龙买电脑”即将成为一种潮流。
在暴利与“循规蹈矩的好管理”的促使下，那个年代的人们欣然地看待并接受着海龙所带来的一切。即使骗与被骗、上当与被上当的故事充斥着这个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IT卖场，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人们对其的狂热。
然而，从巅峰滑向深渊往往不是“呼”地一下到来，蹑着足尖的危机像一条黑曼巴蛇悄然而至。
从精神符号沦落成北京城的电子仓库，命运的沉浮让海龙彻底地站在角落里。纠结于卖场与商场之争的它，也逐渐被湮没在爱国者、新浪等巨大的广告牌中。
12年后，鲁瑞清还是频频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但是，他已经不再参与海龙的实际运营，甚至不愿触碰海龙的话题。
不过，正如柳传志评价鲁瑞清写的《解密中关村一号》一样，“它又将我带回了那个熟悉的年代。”
600天的零回复
“骗子！”一个中年人在海龙商户韩旭的摊位面前愤怒的抱怨着。
争吵的内容也很平常，无非是价格和网上的价格有差异，要求店主进行补偿。韩旭飞快地处理了这个争端——补差价，一张一张地数完刚刚得到的80元，中年人很快走开了，嘴里还小声地憋出几句脏话。
韩旭和众多海龙里的小商户一样，只有一个小小的摊位。他轻轻地擦拭着已经很干净的柜台，小声地嘀咕：“退了差价之后我就赔钱了，但没办法，还是得退了。不然又是一场争吵，本来声誉就够不好了。”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韩旭的表情就像一个被抢走了玩具的孩子。
这一幕每天都在海龙电子城内里或多或少地发生着。电子产品独有的价格浮动、利润透明两个属性让这里永远充斥着价格的争论甚至是武斗。以中关村在线、比价网等为首的几家网站让商户的利润无法遁形。
毕竟骗子的名声不好听，海龙曾经试图做出改变。
2009年，海龙和中搜公司建立了大久宝网站，试图打造一个B2C平台。就像一位古稀的老棋手，为了仅存的一点尊严，海龙谨慎地斟酌每一步棋。
不过，通常情况下昏招也会在此时出现。其很多商品的明码定价甚至比骗子的价格还要更高，网站流量的羞涩足以证明这不是一步好棋。
2010年12月，大久宝转型为价格比较网站，将京东商城、淘宝等一箩筐企业的产品信息装入其中。
大久宝是海龙奋起求变、自我革命的赌注，投入很大，但没有逃过失败命运。海龙互联网化的尝试也随之宣告失败。
海龙董事长鲁瑞清(微博)的新浪微博注册于2009年10月10日，到2011年6月2日正好600天。在这600天里，鲁瑞清共发微博1338条，有粉丝2409人，这1000多条微博里，零回复比比皆是。记者没有发现鲁瑞清跟网友有任何的互动，或许在他看来，这里仅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随后，记者又登陆了海龙大厦的官方网站。看见的第一条链接的标题居然是test，内文为空，第二条也是一样，剩下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的消息。
互联网行业专家谢文曾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表示：“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不在服务器的数量、资金的多少、客观环境的难易，而在于人，在于这里的老板、员工是否具有互联网精神。”
由此看来，鲁瑞清用了12年试图将自己扮演成中关村电子卖场的长者，遗憾的是这位长者并没有给海龙带来接触新东西欲望和决心。互联网精神肯定是缺失的，这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海龙向电子商务转型失败的根蒂。
追根溯源，中关村作为地名在历史上的称谓比较混乱，它的正式得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过，无论中关村的姓氏如何得来，刚刚诞生的时候，并无半分成为聚宝盆、淘金池的先兆。
直到出现了一个叫陈春先的人。
被冠以“中关村第一人”称号的陈春先是原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20年后被认为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接踵而来的是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他在这里创办了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与陈春先一样，他们都属于“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疯子或是先行者。
韩旭不像陈和王那样有深厚的学识和远大的理想。在他贴身的兜里紧紧地揣着带有他父母体温的生活费，他的目的很实际，如何挣到钱寄回家。不过，因为受到资金限制，他入驻中关村四海市场经营电脑生意时，只能从一些小的电脑配件的经营起步。
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中关村像是城乡结合部，周围都是平房，最高的建筑是10层左右的四通大楼，在卖场的门口蹲着趴活儿的黑车司机，到处都是帮忙拉货的板儿车。
“中关村就是一个超级大卖场，一个IT产品的集散地。一些民工捧着盒饭在摊位边蹲着吃饭，嘴里谈着却是几万元钱的生意。”海龙的一位员工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去年12月，一条被疯狂转载的微博中这样写道：“你这点礼物算什么？老子一个月赚1万多元，会因为你这2000元的礼物丢了工作？”海龙的销售员说，海龙最初的那几年，可能一个背着大蛇皮袋从身边走过的中年男人，就是月收入超过10万元的超级富翁。
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关村，市场管理混乱、走私现象非常严重，因走私消亡的信通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信通绝非个案，因为1994年以前国家还没有进行增值税改革，所以在这之前的中关村市场一直处于难以管制的状态。
一边是高科技的造富神话，一边是难以管制的无秩序，彼时的中关村电子卖场就像个IQ极高的浪子，无度地挥霍着宝贵的青春。[!--empirenews.page--]
1999年四海市场等卖场拆迁，这个中关村地区历史最久的卖场成为了过去式。显然，韩旭也需要寻找一个新家了。他在“村”里徘徊了整整一个月，不断地寻找适合自己的摊位。那时的韩旭和众多市场里的销售员一样，斗志昂扬且满怀梦想。最后韩旭选择了海龙，成为了海龙第一批商户中的一员。
从地摊开始
海龙的前身是海淀区供销合作社。早在1949年7月15日，北京海淀区供销合作社便宣告设立。在随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海淀区供销合作社一直承担着为农服务的职能。
20世纪80年代，电子产品开始进入海淀区供销合作社中关村贸易货栈所在的这条街，由此掀开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大幕。1987年的下半年，海淀区供销合作社在这条街上兴建了一栋高三层、面积达3800平方米的大楼，这是当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最大的商业设施。海淀区供销合作社准备开办商场，经营五金、机电、化工、水暖等生产资料。
这一年，鲁瑞清34岁，已经在供销社当了12年的书记。.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 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
上一页1234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