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芳：发展信息消费以“质”胜“量”

信息消费，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之一，近来受到业界的普遍关注。而在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看来，促进信息消费并不是保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他认为，促进信息消费，有可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交易成本、节约资源及能源，使基于工业产品“量”的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但肯定可以促使基于信息多元服务“质”的社会结构优化和国民幸福指数的提高。

正视信息消费的经济特征

信息消费主要指信息产品消费和信息服务消费。杨培芳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信息产品已逐渐融入信息服务之中。“软件即服务、平台即服务、制造即服务、应用即服务，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变，因此，信息消费最重要的是信息服务的消费。”

然而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不久前出席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时指出，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6%，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差距就是潜力，中国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杨培芳强调，整个社会重产品轻服务的观念要扭转，信息服务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杨培芳认为，发展信息消费，还应该正视它的经济特征和规律。他说，工业产品的重要经济特征是独占性，越独占，资源就越短缺，而信息服务的重要经济特征是共享性，越共享信息量反而越大，基本不受基础资源约束，经营可持续，消费无界限；工业经济成本递增、效用递减，适合梯度发展，信息经济成本递减、效用递增，适合均衡发展；工业消费适应标准化规模经济，追求规模和数量，信息消费适应多元化范围经济，追求多样和质量。

基于以上信息消费的经济特征，杨培芳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适应信息服务化和以消费拉动为主动力的经济大势来办事。

信息消费与能耗存在置换关系

杨培芳告诉记者，现代哲学把物质、能量、信息归为整个宇宙中存在的三种基础资源，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这三种基础资源，而这三种基础资源之间存在着置换关系。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如果信息消费太少，就会过多地消耗物、能资源；反之，信息消费强度提高了，则有利于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淘汰高耗低效产品，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相应减少物耗、能耗。

可令人忧虑的是，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物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我国信息消费的强度不足。杨培芳表示，用钢铁、水泥加粮食产量代表社会的物耗；用一次能耗总量代表社会的能耗；用通信业务总量和研发（R&D）费用支出代表社会信息消耗量；采集中国2000年度至2009年度的统计数据，按照线性回归计算，单位GDP的信息消费量每增长10%，能耗则降低1.8%，物耗降低1.4%。杨培芳透露，他准备利用大数据模型，进行世界经济横断面时间序列分析，完善信息-能量-物质置换模型。

正因为信息消费能够节约能源和物质消耗，从而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所以杨培芳认为，没有必要过分迷恋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更需要的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站在劳动即人的立场上的经济学，转向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用于高科技、高教育、高生活和高国民保障体系的政策主张上来。”杨培芳如是说。

信息消费的配套政策要尽快跟上

根据信息消费特有的经济特征与规律，政府应该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政策。杨培芳认为，当下最应该出台的政策就是促进社会信息消费的公平，东西部应实现信息化均衡发展。

当今世界，一方面发达国家占有大部分资源而面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又面临数字鸿沟，致使经济更加落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曾经提出“穷人经济”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是富人有钱没有东西要买，穷人想买东西又没钱。所以未来的经济不是富人的经济，而是穷人的经济。如果穷人消费不上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

杨培芳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穷人主要穷在人的素质上，长期信息闭塞和教育落后才是落后的根源。诸如远程教育、远程医疗之类的信息服务是我国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人民最需要的。而且，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移动增值业务、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农村信息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新增网民规模为2656万人，其中新增农村网民占比54.4%，达1445万人，延续了2012年农村新增网民数超越城镇网民数的增长之势。

然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单靠企业投资来填补数字鸿沟目前尚不现实。“做好事不能赔钱！”杨培芳说，我国尚缺少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新型市场机制。

上个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计划，宗旨就是扩展电信普遍服务概念，使所有美国人，不论职业、收入、居住地点、残疾与否，都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享受先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目前许多国家利用法律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实现电信普遍服务的目标。杨培芳认为，我国的相关配套政策也应尽快跟上。

在采访最后，杨培芳还希望基础电信经营要创新，要研究互联网的公共理性精神和社会化企业运营模式，在信息消费均衡发展中扩大企业的赢利空间。他说，默克制药的缔造者乔治·默克说过：“应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得越清楚，利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