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忆：红色通信的崛起（一）
时间：2021-08-19 16:40:37
[导读]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上海、武汉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分共”，大肆逮捕和杀害中共党员，制造“白色恐怖”。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我党决定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爆发，...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上海、武汉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分共”，大肆逮捕和杀害中共党员，制造“白色恐怖”。
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我党决定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
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不久后，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原宁冈县龙市镇）胜利会师，并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会师
当时，革命形势非常紧迫，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与位于井冈山的根据地之间，相隔千里，通信只能依赖传统的地下交通方式，非常缓慢且风险巨大。所以，尽快建立红色无线电通信，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任务。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请求其帮助代培无线电技术干部。
该申请很快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不久后，毛齐华、涂作潮、宋濂等多名中共同志，被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为加强秘密工作的领导，保证党中央机关在上海地区的安全，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在原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也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时期的周恩来
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共四科。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由李强担任，主要负责设立秘密电台、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建立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
李强（1905-1996）
周恩来还秘密安排时任中共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前往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张沈川（1900-1991）
上海无线电学校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办的，校址就在第六军司令部，校长也由第六军电台台长刘鹤年兼任。为了不暴露身份，张沈川化名为“张燕铭”去报考，结果被录取。
1929年5月，张沈川完成学业，进入第六军司令部电台实习。不久后，他借口离开，随即成为我党第一名报务员。
1929年夏天，李强、张沈川、贺果等人，共同研制出一部功率为50W的发报机，以及一部3灯收报机，为秘密电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9年秋，根据周恩来指示，特科通讯科在上海大西路福康里（现延安西路420弄9号）租赁了一幢三层楼房，由张沈川和蒲秋潮假扮夫妻，开通了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部秘密无线电台。
电台遗址（图片来自 IT时报）
第一部秘密无线电台开通后，为了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才，我党安排各地党组织选拔政治可靠、学历较高的青年优秀党团员，送到上海参加培训。
培训过程中，李强负责教机务，张沈川负责教报务。两人配合默契，很快就带出了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蒲秋潮等十多名“徒弟”。
有了人才之后，特科通讯科开始想方设法前往各地建立更多的秘密电台，以实现上海党中央与各地方局（香港南方局、天津北方局、武汉长江局）、国际局的联系。
1929年年底，李强和黄尚英秘密抵达香港，着手建立了中共南方局秘密电台。次年1月，电台在在九龙弥敦道正式建成，实现了与上海党中央的首次无线电通信。
李强从香港回来后，带着他在香港新搞到的一部电台，赶往武汉，试图打通上海至华中局的无线电通信，却因供电问题没能成功。
后来，李强又派翁英、王子纲等人，带了一部50瓦电台到天津，租好房子准备建立秘密电台，却又因顺直省委遭到破坏，电台人员被迫撤回。
1930年年中，涂作潮、宋濂等人从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回国。李强组织他们在西摩路的一幢楼房里，建了一个功率250瓦的“国际电台”，打算一方面分担张沈川电台的一些任务，一方面与海参崴国际电台通报。结果事与愿违，该电台年底就因邻居失火，为防暴露被迫搬走。
随着革命的快速发展，无线电人才缺口仍旧巨大，周恩来指示李强：“要扩大规模，抓紧培训无线电人员。”
李强和张沈川接到任务后，本想按之前的经验，再开两个隐蔽培训点，分散培训。但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否定了他们的方案，自吹他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内线，集中办个大的培训班没有问题。
1930年10月，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集中训练班，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现巨鹿路391弄12号）一座三层楼内开学。为了掩人耳目，楼门口挂上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牌子。
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
在训练班担任教学工作的，除了李强、张沈川外，还有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涂作潮、方仲如等人。
非常遗憾的是，1930年12月17日，开班不到两个月，“福利工厂”被法租界巡捕突袭，20余人（5名老师、15名学员）惨遭逮捕。
这些人当晚就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年底又被押解到南京陆军监狱。敌人对他们实施了四个多月的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招供和叛变。
最后，沈侃夫等4人被折磨致死，其余同志在抗战爆发后获释。
祸不单行，“福利工厂事件”后不久，设在香港的南方局机关和电台也遭到了突袭。电台报务员邱德被逮捕，电台工作被迫中断。
其实，香港南方局电台当时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作为中转站，打通中央与赣南闽西苏区根据地之间的无线电联系。
香港电台遭破坏后，这一方案只得作罢。于是，中央决定派遣“福利工厂事件”那天因外出办事幸免于难的曾三、伍云甫和涂作潮，带着密码本，绕道香港，去苏区尝试建立中央与苏区之间的电报联络通道。
与此同时，中央也将上海本地的无线电技术培训从集中授课改为单线联系、登门施教的分散培训方式，继续培养无线电学员。
1931年9月，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中央苏区的曾三，与上海党中央电台成功互发了一份加密电报，实现了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通信。
据当时在上海党中央担任译电工作的邓颖超同志回忆：“我们第一次同苏区中央局通报时，苏区方面是弼时（任弼时）同志译的，上海方面是我和恩来同志译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
他们之间所使用的密码，被称为“豪密”，是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主导编译的中共中央第一部无线电密码。周恩来曾用化名“伍豪”，所以称为“豪密”。
1932年年初，搬迁到英租界静安寺赫德路福德坊一街23号的上海秘密电台遭到敌人破坏，负责留守的于昆夫妇被捕，随后被判无期徒刑。
1932年6月，因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12月，周恩来秘密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3年1月，中共江苏、山东省委相继受到破坏，对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造成很大的威胁。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临时政治局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在上海设立“上海中央临时执行局”。
1934年，因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相继被捕，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负责人以及秘密电台工作人员被捕并叛变，上海地下电台遭到彻底破坏。
次年秋，中共中央通知上海临时局和特科人员分批撤离，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继续从事对敌斗争工作。
红色通信的星星之火，将转战江西苏区，继续它的燎原之路。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期：《红色通信的崛起（二）：从俘虏到将军，红军通信祖师爷的登场》
本文由鲜枣课堂小枣君根据以下参考文献综合整理：
1、“上海，红色通信起源之地”，钱立富 王昕 郝俊慧，IT时报2、“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通信故事”，武锁宁，人民邮电报
3、“中国通信史”，尼阳尼雅·那丹珠，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4、“历史天空的红色电波”，张进，长城出版社
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我党决定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
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不久后，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原宁冈县龙市镇）胜利会师，并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会师当时，革命形势非常紧迫，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与位于井冈山的根据地之间，相隔千里，通信只能依赖传统的地下交通方式，非常缓慢且风险巨大。所以，尽快建立红色无线电通信，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任务。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请求其帮助代培无线电技术干部。
该申请很快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不久后，毛齐华、涂作潮、宋濂等多名中共同志，被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为加强秘密工作的领导，保证党中央机关在上海地区的安全，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在原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也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时期的周恩来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共四科。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由李强担任，主要负责设立秘密电台、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建立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
李强（1905-1996）周恩来还秘密安排时任中共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前往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张沈川（1900-1991）上海无线电学校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办的，校址就在第六军司令部，校长也由第六军电台台长刘鹤年兼任。为了不暴露身份，张沈川化名为“张燕铭”去报考，结果被录取。
1929年5月，张沈川完成学业，进入第六军司令部电台实习。不久后，他借口离开，随即成为我党第一名报务员。
1929年夏天，李强、张沈川、贺果等人，共同研制出一部功率为50W的发报机，以及一部3灯收报机，为秘密电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9年秋，根据周恩来指示，特科通讯科在上海大西路福康里（现延安西路420弄9号）租赁了一幢三层楼房，由张沈川和蒲秋潮假扮夫妻，开通了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部秘密无线电台。
电台遗址（图片来自 IT时报）第一部秘密无线电台开通后，为了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才，我党安排各地党组织选拔政治可靠、学历较高的青年优秀党团员，送到上海参加培训。
培训过程中，李强负责教机务，张沈川负责教报务。两人配合默契，很快就带出了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蒲秋潮等十多名“徒弟”。
有了人才之后，特科通讯科开始想方设法前往各地建立更多的秘密电台，以实现上海党中央与各地方局（香港南方局、天津北方局、武汉长江局）、国际局的联系。
1929年年底，李强和黄尚英秘密抵达香港，着手建立了中共南方局秘密电台。次年1月，电台在在九龙弥敦道正式建成，实现了与上海党中央的首次无线电通信。
李强从香港回来后，带着他在香港新搞到的一部电台，赶往武汉，试图打通上海至华中局的无线电通信，却因供电问题没能成功。
后来，李强又派翁英、王子纲等人，带了一部50瓦电台到天津，租好房子准备建立秘密电台，却又因顺直省委遭到破坏，电台人员被迫撤回。
1930年年中，涂作潮、宋濂等人从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回国。李强组织他们在西摩路的一幢楼房里，建了一个功率250瓦的“国际电台”，打算一方面分担张沈川电台的一些任务，一方面与海参崴国际电台通报。结果事与愿违，该电台年底就因邻居失火，为防暴露被迫搬走。
随着革命的快速发展，无线电人才缺口仍旧巨大，周恩来指示李强：“要扩大规模，抓紧培训无线电人员。”
李强和张沈川接到任务后，本想按之前的经验，再开两个隐蔽培训点，分散培训。但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否定了他们的方案，自吹他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内线，集中办个大的培训班没有问题。
1930年10月，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集中训练班，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现巨鹿路391弄12号）一座三层楼内开学。为了掩人耳目，楼门口挂上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牌子。
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在训练班担任教学工作的，除了李强、张沈川外，还有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涂作潮、方仲如等人。
非常遗憾的是，1930年12月17日，开班不到两个月，“福利工厂”被法租界巡捕突袭，20余人（5名老师、15名学员）惨遭逮捕。
这些人当晚就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年底又被押解到南京陆军监狱。敌人对他们实施了四个多月的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招供和叛变。
最后，沈侃夫等4人被折磨致死，其余同志在抗战爆发后获释。
祸不单行，“福利工厂事件”后不久，设在香港的南方局机关和电台也遭到了突袭。电台报务员邱德被逮捕，电台工作被迫中断。
其实，香港南方局电台当时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作为中转站，打通中央与赣南闽西苏区根据地之间的无线电联系。
香港电台遭破坏后，这一方案只得作罢。于是，中央决定派遣“福利工厂事件”那天因外出办事幸免于难的曾三、伍云甫和涂作潮，带着密码本，绕道香港，去苏区尝试建立中央与苏区之间的电报联络通道。
与此同时，中央也将上海本地的无线电技术培训从集中授课改为单线联系、登门施教的分散培训方式，继续培养无线电学员。
1931年9月，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中央苏区的曾三，与上海党中央电台成功互发了一份加密电报，实现了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通信。
据当时在上海党中央担任译电工作的邓颖超同志回忆：“我们第一次同苏区中央局通报时，苏区方面是弼时（任弼时）同志译的，上海方面是我和恩来同志译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之间所使用的密码，被称为“豪密”，是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主导编译的中共中央第一部无线电密码。周恩来曾用化名“伍豪”，所以称为“豪密”。
1932年年初，搬迁到英租界静安寺赫德路福德坊一街23号的上海秘密电台遭到敌人破坏，负责留守的于昆夫妇被捕，随后被判无期徒刑。
1932年6月，因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12月，周恩来秘密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3年1月，中共江苏、山东省委相继受到破坏，对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造成很大的威胁。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临时政治局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在上海设立“上海中央临时执行局”。
1934年，因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相继被捕，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负责人以及秘密电台工作人员被捕并叛变，上海地下电台遭到彻底破坏。
次年秋，中共中央通知上海临时局和特科人员分批撤离，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继续从事对敌斗争工作。
红色通信的星星之火，将转战江西苏区，继续它的燎原之路。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期：《红色通信的崛起（二）：从俘虏到将军，红军通信祖师爷的登场》
本文由鲜枣课堂小枣君根据以下参考文献综合整理：
1、“上海，红色通信起源之地”，钱立富 王昕 郝俊慧，IT时报2、“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通信故事”，武锁宁，人民邮电报
3、“中国通信史”，尼阳尼雅·那丹珠，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4、“历史天空的红色电波”，张进，长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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