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鹤：我只是TD的“载体”

李世鹤 1941年出生于重庆，1982年获得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博士学位，1968-1993年在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任工程师、总工程师、所长，目前任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科学家。他是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制定和产品开发的领导者以及民族产业的忠实推动者，因其主导研发“TD-SCDMA”，被誉为中国“3G之父”。

　　从1998年研发完成，TD-SCDMA经过了“八年的抗战”，终于在11月初开始试商用。很多人认为，被称为“TD-SCDMA”之父的李老应该是其中最为激动的一个……

　　“从实验室走到试商用再走到市场，这是技术成熟的一个很自然过程，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激动的事，对于TD我一直都有信心。”李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阐明了这个观点。虽然外界一直认为没有李世鹤的TD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但他始终认为TD的成功是集体的功劳，是成百上千名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个人只是先迈出一步，充当TD的一个“载体”而已。

　　实际上，拥有TD的自主知识产权，我国有望在建设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中节约上千亿资金，并可以凭借国内市场，用这项技术来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带动移动通信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是由于TD对我国信息产业未来发展的如此重要性，李老在TD技术方面的成就使其在业内早已声名斐然。

　　TD标准诞生记

　　1978年，李老报名参加国家的800人出国留学招募，随后飞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学习，4年后取得了博士学位。

　　1983年，李老回到了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成为总工程师。月薪70元人民币的他，开始对移动通讯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世界电信领域还是固话的天下，但李老却对国际上的移动通讯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预感到移动通信未来发展的强劲势头。

　　1985年，根据国际研究的基础，他到重庆主持了中国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设计和设备选型。

　　1991年他又帮助江阴市开发了模拟制式下的移动通话终端，“我后来也搞出了那些大水壶、大砖头?”但无奈后续资金有限，只做出了样机，没能实现产业化，而此时国内无论是移动通讯设备还是终端都被国外厂商一统天下。

　　这个“残酷”的现实以及李老自身积累的研究经验大大激发了他的雄心。

　　1995年，李老随当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和部分国内通信专家一同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时，积极地向周寰引荐了SCDMA这个技术。在德克萨斯大学一间教室里，他们把同步CDMA技术和智能天线详细地演示给周寰看，周寰在仔细了解SCDMA后，当即对这个技术表示肯定，这一时刻TD技术的雏形开始酝酿。

　　不久，李老所在的研究院随后与陈卫、徐广涵的Cwill公司合资，成立了信威公司，负责SCDMA的所有运作。SCDMA后来得到了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立项。1997年，SCDMA科研成果通过了国家鉴定，而此时，国际电联开始征集3G技术，TD有没有希望成为3G的标准之一？

　　这是一个另人振奋的遐想，毕竟在中国通信百年史上是未曾有过的事。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信息通信技术从来都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如果要提出一个国际标准来，发达国家的公司首先是不相信，接着很快就要将它卡死，这是非技术因素。

　　此外，这是一个要耗费上亿元投资才能做出来的东西，做不出来呢，即使成为标准也等于一张废纸。如果哪一环过不了也就等于白干。

　　当时，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得。但李老一直坚信自己，他分析了自身的几大优势：“首先，技术上是没问题的。我分析了美国、日本他们提出来的标准，我们的东西肯定比他们的先进。当时我去参加ITU的会议，我根本没有说话，美国代表团提交的移动通信发展方向的提案，实际上在说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TD-SCDMA。我们比他们早看到了几年，技术上的判断我敢说我有这种实力。

　　其次，是我们国家这张牌的优势。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毕竟已改革开放二十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我们的政府和运营公司对中国自己的标准是非常支持的，他们都纷纷表示了对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支持，没有这些因素是不行的。再有，只要下定决心，我相信没有办不成的事。”

　　最后，经过艰苦的努力，1999年11月，中国标准TD终于写入建议书，并于2000年5月，在土耳其召开的国际电联全会上，经投票表决，由中国大唐集团提出的TD-SCDMA系统，与WCDMA和CDMA2000同列为国际3G三大标准之一。这成为中国百年电信史最光辉的一刻。

　　TD诞生的背后力量

　　“TD-SCDMA没有大唐、信息产业部的无形条件作后盾是很难做出来的。”李老一直认为TD的成功不是他的能耐而是国家作为无形后盾给予的支持，他认为做TD不是一个企业的能力范围所能承受，更多的是国家行为。

　　“到最后非常明显，TD-SCDMA标准通不过、产品做不出来，是给国家丢脸，现在必须有国家明确的支持，而大唐可以得到这样的支持。”“从标准到样机的出来，没有依靠国家这一根本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无形的条件，TD是根本不可能成功。”李老如是说。

　　实际上，在国家给予李老无形支持的同时，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跟现在很多人的想法不同，当初他决定毕业后立即回国并没经历什么思想斗争。“我当然要回国了。首先，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最起码的准则。我们那批出去的人基本上都回来了。原因很简单，没有邓小平、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可能出去，我们不能给邓小平抹黑。而且种族歧视在国外非常多。比尔·盖茨能成功，一个中国人不是绝对没有机会、但是很难，毕竟不是在自己的祖国。

　　而且为了我们当时四所的党委书记王善士，我也要回来。他是1945年投奔延安的老干部，1978年他官复原职以后，让我参加出国人员考试。结果我考过以后，他老先生就坐着所里唯一的一辆破吉普车跑到省委，从早晨一直坐到晚上，这样把四所的“反革命”一下子都解放了。

　　他对我说：研究所希望你学成以后回来。再加上我有家庭，有父母、岳父母，我不可能都把他们接过去当美国公民，他们也不会去。”

　　这些话虽然不是那么华丽，却朴实的让人打心眼里尊敬起这位可爱的老人。[!--empirenews.page--]

　　采访后记

　　一生搞科研的李老的“载体”

　　20世纪60年代，在视循规蹈矩为理所当然时，研究生毕业的李老刚参加工作，就一门心思地搞创新；80年代中期，中国将移动通信看作是贵族用品、警察抓小偷的玩艺儿时，他又力主发展并投身移动通信领域；在举国上下都热衷于跟踪国际先进技术时，他偏要想怎样才能超越，创造领先的中国技术标准。

　　他的直率和不会妥协，也不是每个领导都能容忍的：敢跟部长、院长拍桌子；在担任国家“863计划”个人通信专家组组长时，他当着科委主任的面，指摘“863”的宗旨及实施办法；为了能够实施科技产业化，他甚至几次辞掉领导出于器重他而委予的官职。但他的老同事、部下和学生却喜欢他：淡泊名利，讲义气；思想活跃，有魄力；心胸开阔，学风好。

　　“说实话，一个人在世上所需要的并不是很多，我现在不缺吃不缺穿，出门我不想走路就可以打的，担心没饭吃那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没钱当然不行，但是如果我现在银行里放几千万，我不知道要拿它来干啥。我对爱人讲：钱花掉才有用，否则就跟我扔掉的废纸一样。”这就是李老的金钱观。

　　因此，在记者的眼里李老是个十分淡泊名利的人，他只想着怎么才能够研发出更多有意义的东西，至于个人能得多少，有时可以忽略不记。即使现在已经退休，李老也依旧活跃在科研界的圈子，他不仅关心3G，也关心4G，甚至5G，6G……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技术的进步为老百姓带来更多实在的服务与质量。

　　目前李老正在参与4G的研发当中，“越早研发越能够让中国的4G在国际上占据有利的位置。”李老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