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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韩科技战争爆发：究竟谁是芯片、半导体、屏幕之王?

    近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从7月4日起，对韩国出口关键技术的材料施加限制，由此日本和韩国这对矛盾重重的老冤家和新对手，最终走向了贸易战争的新台面。这场赌注了韩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命运的事件起因，表面来看：仅仅只是韩国法院对日本企业强制赔偿“韩国劳工”的裁决，该裁决要求日本公司赔偿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强迫劳动的补偿。   邱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日本和韩国的科技战争背后，显然不止旧怨，还有5G赛道下未来国运之争的新仇。而这场日本与韩国科技战争的起点，怕是要从日韩崛起的历程，慢慢回顾。 1 日本倔强的崛起历程 1945年，日本战败后经济直接进入休克状态，面对满目疮痍的废墟，日本虽然失去了企业，但却因主动投降的协议而保留下了重建企业的人才。 面对主动投降并成为美国驻军基地的日本，和战后进入美苏对峙的新“冷战”，让美国将日本直接设为了亚洲对抗苏联第一阵地。 在这种特殊优势的保护下，日本前五年的重建得到了来自美国的大量援助，并在1950年凭借扎实的人才底蕴，就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的良性运作。 这种与美国的蜜月期，一直持续到1987年，日本对美国发起的半导体战争。   而在此之前，这段蜜月期内，美国先是在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让日本成为美军军需生产和维修的基地，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当时为日本支付巨额的特殊采购，这些特殊采购占当年日本出口贸易的27%。 除了对日本生存产品的特殊照顾，美国还在自己的铁杆盟友英国的强烈反对下，帮助日本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使得日本早年期间可以向一个“正常国家”不断迈进。 除了美国的援助，日本自己本身也较为争气，1956年，日本政府制定“电力五年计划”。 这次计划，直接拉开了日本和美国的第一次贸易战争。 据公开资料显示：1957年到1972年，日本纺织品开始抢占美国市场，是最早进入美国贸易保护者视野的日本商品。面对日本在低端制造业的强势，1957年后，美国开始密集通过限制日本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政策，这次交锋最终以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的妥协而告终。 1958年，基于自身强大的工业底蕴，日本政府开始引导企业生产如汽车、电视等家用电器和钢铁，并由此埋下了日本第二次经济发展高潮(岩户景气)和与美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贸易战争。 其中，第二次贸易战争发生在1968年-1978年，这次贸易战的主角是与汽车制造息息相关的钢铁;第三次贸易战发生在1970年-1980年，到了第三次时美国忌惮的日本商品已经从基础材料，发展到了当时科技前沿的彩电产品。   事实上，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日本快速崛起时，美国为了培植制约日本制造业的备胎国家，已经在1960年后开始大力扶持韩国的发展。 这种培植，随着1985年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突飞猛进，而成为了在美国偏心下，让韩国崛起与日本衰落的重要伏笔。 2 日本的泯灭与韩国的命运转折 1980年到1990年是美日韩三国国运的重要转折。 据公开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一直在为自家的通货膨胀做斗争。 其中，随着美元紧缩政策的执行，美元汇率开始飙升，于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开始集中在美国投资。美国市场出口下降和进口上升，贸易逆差增大。 虽然美国通过货币紧缩，控制住了通胀，但随着贸易逆差的增大，美国政府却也因此攒下了巨额赤字。 1980年到1990年，作为传统制造业向互联网黎明转折的关键十年，美国突然发现自己所主导的科技世界已经失去了核心的话语权。当汽车、电力、稀有材料和娱乐发展到无线电的前沿，美国的各个高精尖领域已经四处可见日本企业的影子。   其中，1985年广场协定前，日本的汽车已占据了美国市场的25%，而美国汽车仅占日本市场的份额的1.5%。 另据公开数据显示：1970年到1985年，富裕后的日本开始全球投资。 1985年时，日本对外投资额占到了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20%左右，而美国却因自身的经济问题，从全球跨国投资的54%逐渐萎缩到了15%左右。 日本的崛起直接体现在半导体产量的提升上。1983年，美国所重金押注的半导体产业，被日本以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技术优势，实现反超。 所以，在美国因为经济问题而陷入焦头烂额的那几年，日本经济的强势随着美元的不稳定而在美国内部爆发了强烈的对日情绪，“Japan bashing”成了美国人的高频词。 而这种情绪的爆发，除了经济问题外，还有一部分军事因素和产业布局上的利益冲突。 因为在1985年以前，日本的半导体产品更具成本优势，所以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分工，引发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据一位知乎网友介绍：当年强势美元使得许多国防产品的部件生产被转包给日本企业，日本高技术制造业出现军事化倾向，最终引发了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问题担忧。   1987年披露的东芝—哥尼斯堡事件，即东芝非法向苏联销售高技术国防产品，而这一事件，也让里根对不断玩火的日本直接发起了二战后美国首例贸易制裁，即《超级301法案》。 除却日本在军事因素上的自我玩火，美国在科技市场的布局受阻，也是美国对日本发动最强“贸易战争”的重要原因。 1985年是美日韩三国在半导体产业的重要转折点，当时的科技领域，在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下已经让PC市场的未来渐渐明朗——得标准者的得天下。而当时，美国的唯一对手只有日本。 所以，面对日本在美国的DOS系统之外，独自开辟TRON操作系统的“作死”事实。以及美国软体业界律师哈威尔的警告：“一旦TRON成为标准，日本资讯业将摆脱对美国软体工业的依附，美国再打入日本市场，将难如登天。” 1987年-1991年，美国开始以《超级301法案》为敲门砖，配合美元贬值及日元升值的对赌性汇率操控手段，对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和操作系统的萌芽市场，实施了毁灭性的精准打击。 1989年12月29日，随着日经平均股价达到最高38957.44点后的瀑布式崩盘，日本彻底退出了与美国的PC话语权之争，而半导体产业也自此走进了下坡路。 而美国在PC话语权上的胜利，为美国开创信息时代的绝对主导地位，攒下了30年辉煌的最优沃土。 3 对韩国的“偏爱” 韩国在半导体市场的崛起，除却日本在“日美半导体战争”中的战败因素外，也和早年韩国在得到美国半导体技术援助时，积攒下的人才基础有关。 据公开资料显示：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曾按照韩国国情开展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和新乡村运动，并结合三星等财阀的企业基础，在与美国的合作中使得韩国的农业和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其中，1962-1996年间，韩国政府制定的七个五年计划中，第1-4个五年计划称为“经济开发计划”，第5-7个五年计划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而这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动作，让韩国得以在历史潮流中，抓住了美国扶持韩国对抗日本的初心。   事实上，1995年后，韩国的半导体产业虽大，但韩国所能从事的半导体工作也仅限DRAM(内存)市场，而美国这边在1989年确定Windows系统为世界PC标准后，则快速通过扶持英特尔掌控了PC处理器X86架构的绝对话语权。 1992年时，三星凭借64M DRAM芯片成为当时内存芯片的龙头企业。三星在半导体产业崛起后，也曾一度面临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 危急时刻，三星掌门人李健熙利用美国对日本在“军事玩火”尚未消除的恐惧，派人游说克林顿政府说： “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 于是，美国人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倾销税，而对日本则最高收取100%反倾销税。 在世界最大的电子消费市场属于美国，日本和韩国都十分依赖美国进口的1990年。美国对韩国的偏爱让韩国在半导体产业崛起的有恃无恐。 随着日本半导体产业的遇阻，与半导体产业相关的显示面板及其他信息时代的诸多产品，都受到了美国“偏爱”的波及。 比如，1989年后，用于生产OLED显示面板的蒸镀机的制造商Tokki公司曾一度濒临破产。而在这个特殊时期，韩国三星给到了Tokki公司蒸镀机的救命订单。 基于这段“友情”经历，在过去几年Tokki公司生产的高端蒸镀机产品，基本全部给到了韩国三星。正因如此，三星才能在全球各地，四处建设OLED生产线，并在今天直接拿下了手机OLED屏幕市场93.3%的占有率。 而Tokki公司在走出困境后，随后被日本企业佳能收购，更名Canon Tokki。   1995年以后，随着日本和美国在“半导体战争”及“电信战争”中的落败，美国凭借英特尔和微软成为了世界互联网中心。而韩国则借助为美国的互联网帝国提供DRAM内存芯片和屏幕生产等互补服务，在三星、LG和现代等跨国公司的带动下，于2006年凭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0美元，成为发达国家。 这其中，有着一个颇为有趣的小插曲：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 韩国外债高筑、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高升。而此时，韩国接受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并在这次美国限制各种条件的原著中，对企业、金融、公共事业和劳动用工四个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的数据报告中，韩国是全球GPD与研发投入比最高的国家，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谁比韩国更舍得花钱搞技术。 改革后的韩国，每个国民经济的核心领域的企业中都有美国资本的身影。凭借美国资本的援助，韩国仅在1999年就走出了金融危机，成为东亚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中最早恢复的国家。 而在美国和韩国借助互联网及芯片等现代化科技产业飞速发展的那三十年，也被成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只是，和我们认知所不同的是，日本并非缴枪投降的落败，而是忍辱负重的进行着自己的科技布局。毕竟，无论韩国对日本有着怎样的“恩情”，日本人怕是比韩国人更了解韩国仇日的决心。 4 日本的隐形布局 2000年以后，韩国经济快速腾飞，并在2003年实施了“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 这次战略，韩国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让电子、造船、汽车和钢铁产业都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飞跃。 根据OEC的公开数据显示，目前韩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是集成电路(104 亿美元)，汽车(401亿美元)，精炼石油(325亿美元)，客船和货船(244亿美元)和汽车零部件(199亿美元)。   而日本最大的出口产品是汽车(101 亿美元)，汽车零部件(34.9亿美元)，集成电路(265亿美元)，具有个人功能的机械(22.6亿美元)和工业打印机(13.6亿美元)。 所以，简单的综合对比而言，在集成电路市场：拥有三星和LG等国际一线电子消费品牌的韩国，却并不及只有索尼、夏普和康佳等品牌的日本。 其中的反差原因，主要体现在韩国和日本在产业链布局上的差异，更注重上游产业的日本还隐藏了不少实力。 比如，虽然韩国三星是全球第一的手机设备供应商，并在屏幕、内存芯片和缓存芯片市场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全球70%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和50%的NAND闪存市场)。 但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公司在这三个韩国电子消费产品市场的最强领域，拥有基础高精尖材料的最强话语权。其中，聚酰亚胺用于制造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抗蚀剂是内存芯片的涂层物质。而生产这些基础材料的日本公司，是外国其他公司的总和甚至更多。 根据2018年第三方报告中，韩国依存度较高的日本企业TOP10的截图显示：   在韩国的电子机器、精密机器、机械等电子系厂家和化学系厂家中，大约有6成上述行业严重依赖日本技术和产品的输出。 而这些技术和产品，目前都是韩国在手机、超薄电视、汽车等工业品的基础部件。 简单来说，日本做的是生产三星手机和三星屏幕“机器”的生意，而三星做的只是用日本机器来生产更下游产品的买卖。 因为拥有这些高精尖基础材料的本地化供应，使得日本得以在集成电路市场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机器人生产技术。 其中，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全球前十大机器人厂商中有五家是日本企业：发那科、安川、那智不二越、爱普生以及川崎。 假如，日本在机器生产上的利润低于三星，那拥有基础材料和第一手生产设备的日本，为何不去做韩国在做的生意? 所以，日本在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低调布局，要优于韩国在科技产业中对手机生产的技术地位。 而这种更上游的技术基础，在即将开启的5G时代，可以让日本轻易涉足韩国已有“电子”的生意，但缺乏“一手机器”生产能力的韩国，却很难突破日本的技术壁垒。 更为重要是： 在5G即将开启的AI智能时代，日本的机器人技术积累，远比韩国只做手机和日常电子消费品来的厚重。 其中的差异，与5G时代开启后的比拼，谁胜谁负的争论应是不言而喻。 5 韩国的七寸 韩国与日本的对手戏，是美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小缩影。 1988年，三星发布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大哥大SH-100。受制于当时的科技局限性，这款大哥大屏幕并不能显示太多的内容，电话号码都显示不完整。 2000年后，手机市场才随着移动网络的完善，而进入了真正的发展期。当时的第一个移动巨头诞生在摩托罗拉身上，但这一地位随后便被诺基亚所取代。 2007年，谷歌的安卓联盟成立。面对安卓和苹果的发力，时代易主背后，三星选择了跟随，而索尼选择了向上游进发。 2019年，根据多个权威数据机构的统计，三星手机依然凭借29.47%的出货量占绝着世界手机第一的位置，而索尼等日本企业则因市场份额太小，并未出现在任何类似报告的文字中。 作为曾经手机界与三星争霸的巨兽，索尼退身背后，并未离开手机市场，事实上仅在CMOS领域，索尼就把控了近50%的市场份额。而在CMOS生产上，无论三星亦或其他CMOS企业，全球任何CMOS的生产，在材料和机器设备上都无法离开日本企业而存在。   除了CMOS，三星占据了全球手机市场90%，并且一直引以为傲的OLED屏幕生产，更是在蒸镀机和屏幕生产的原材料上，完全依赖于日本企业。 所以，在这次日本给韩国断供三种用于屏幕和芯片生产的原材料后，直接引发了全球手机产业对产能问题的关切，而三星在OLED市场的老对手京东方更是在消息爆出后股价大增。 而三星和索尼，这样的张狂和隐退背后，像极了今天韩国与日本在科技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个声势浩大，站在成熟产业链的最前沿，用尽着各种办法，帮助美国的上游厂家做着最本分的生意;一个低调沉稳，默默无声中用自身的硬实力，证明着日本曾经尚未落幕的辉煌一角。 但无论是韩国的屏幕、内存、手机亦或日本的CMOS、工业机器、蒸镀机，难掩失落的都是美国信息时代下“残羹冷饭”的冰山一角。 韩国与日本的对手戏，是美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小缩影。 1988年，三星发布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大哥大SH-100。受制于当时的科技局限性，这款大哥大屏幕并不能显示太多的内容，电话号码都显示不完整。   2000年后，手机市场才随着移动网络的完善，而进入了真正的发展期。当时的第一个移动巨头诞生在摩托罗拉身上，但这一地位随后便被诺基亚所取代。 2007年，谷歌的安卓联盟成立。面对安卓和苹果的发力，时代易主背后，三星选择了跟随，而索尼选择了向上游进发。 作为曾经手机界与三星争霸的巨兽，尽管索尼今天依然在以4K的屏幕分辨率卖点上刷新着手机黑科技的极限，但手机业务却早已沦为不做重点盈利的实验品。 大概对于索尼来说，手机硬件的生意只是刷着品牌存在感的广告牌，毕竟在美国的偏爱下和三星争夺微薄利润市场的行为，并不明智。 而三星和索尼，这样的张狂和隐退背后，像极了今天韩国与日本在科技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个声势浩大，站在成熟产业链的最前沿，用尽着各种办法，帮助美国的上游厂家做着最本分的生意;一个低调沉稳，默默无声中用自身的硬实力，证明着日本曾经尚未落幕的辉煌一角。 但无论是韩国的屏幕、内存、手机亦或日本的CMOS、工业机器、蒸镀机，难掩失落的都是美国信息时代下“残羹冷饭”的冰山一角。 2000年到2017年，是日本、韩国与美国的蜜月期，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国，日本虽然未曾过多的在三者关系有所动作，但根据另一组公开资料显示：韩国起飞的这几年，也与日本的投资息息相关。 其中，1985年日本占据了韩国直接对内投资份额的70%，2012年的投资额度达到45亿美元的高峰。 所以，在2019年7月1日，面对韩国对“韩国劳工”裁决问题上的频频挑衅，日本直接宣布：将限制氟聚酰亚胺(用于OLED显示)、光刻胶(半导体制造)和高纯度氟化氢(半导体制造)等3个核心材料对韩国进行限制性出口。 而在这一声明发出后，韩国表示计划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指控日本对韩国关键技术材料的出口实施限制。也就是向美国告状。   只是，2019年的当下，随着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动荡与全球“警察”战略的收缩，怕是这次争议的裁决，会因川普的变数，而导致不少韩国人的“心慌”。 因为韩国在过去的太多“运气中”，依靠的是美国的偏爱与协调，而当美国退身，向来公开与日本不和的韩国，真的有能力和日本叫板吗? 怕是这次，韩国自己撞到了自己的七寸上，而这个七寸的拿捏者，偏偏还是他们最为憎恨的日本。 6 美日韩科技战争的本质 5G对于新时代的意义，应是不亚于曾经踩住了互联网革命的美国。 1995年时，日本曾凭借5.45万亿美元的的GDP成绩，占到美国当年全年GDP总额的72%。 然而，在1995年以后，日本经济却倒转直下，陷入了跌跌撞撞的20年起伏中，而美国经济却凭借互联网革命，一路从当年的7.66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20万亿美元。   与这个趋势相同的是，30年前，美国上市公司的前十名属于实体企业，或IBM或通用电气;而今天的美国市值前十名属于互联网公司，他们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微软、谷歌、苹果和脸书。 而与美国的互联网辉煌相比，今天的日本依然以制造业为重，即便自研自产的手机和电脑用的也是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甚至互联网话语权缺失背后，日本今天连本土化的脸书也都成了一种奢望。 这像极了日本推出TRON系统之初，来自美国律师哈威尔的警告： “一旦TRON成为标准，日本资讯业将摆脱对美国软体工业的依附，美国再打入日本市场，将难如登天。” 而这样的警告，正在伴随5G时代的来临，在中国和美国的国运博弈中，重新上演。 只是，当年的日本强烈依赖美国的市场进口需求，而韩国的发力让这个本就没有主权的国家，只能依照着美国的要去妥协，就像曾经发生在日美贸易战中，前3次的场景和结果。 今天，美国退出亚太背后，日本对韩国的“反抗”，怕是要从韩国口中拿回些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 因为5G的赛道已经开启，韩国虽与日本属于美国同盟，但根据2014年BBC世界服务大会的调查显示： 13%的日本人认为韩国的影响力是积极的，37%表示负面看法，而15%的韩国人认为日本的影响力是积极的，79%的人表示负面。 这一结果，让韩国直接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对日本负面看法最差的国家。 而日本再不聪明，面对已经率先进行商用5G建设的韩国，怕是任谁都会下个绊子。因为我们相信，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害怕韩国在5G时代的崛起。   只是，随着5G赛道的正式开启，韩国和日本的科技战争，怕也只能算得上赛道外的喧嚣。 因为曾经美国在互联网上重新伟大的故事，正在随着5G主场的布局而展开着新的博弈。 和曾经PC支撑起微软8000亿美元，3G和4G支撑起8000亿谷歌和10000亿苹果市值的故事相比，5G的万物互联、AI与云计算，似乎押注着世界变局的更大未来。 而失败者的最好结局，只能是移动时代缩影下，三星和索尼的样子。但对于错过了世界第一位置的日本来说，任谁能甘心接受呢?而更深的原因，则是日韩崛起背后，深埋于科技产业链条的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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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为禁令“松绑”：美芯片制造商备受鼓舞

    7月4日报道 美媒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销售产品之前，美国半导体行业进行了广泛的游说活动。他们辩解称，对华为的销售禁令可能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据彭博社7月2日报道，在多次高级别会议和致美国商务部的一封信中，半导体行业的公司主张对华为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而非特朗普政府在5月份采取的全面禁令。所谓针对性行动，包括确定不允许华为获得的特定技术产品，同时允许美国公司向其提供其余的技术。   报道称，代表英特尔、博通公司和高通等企业的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对特朗普政府表示，对华为的制裁将使它们看起来成为不可靠的合作伙伴，这将使它们在全球处于严重劣势。 知情人士称，上个月，芯片制造商的代表与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和财长姆努钦举行了会议，指出将华为置于所谓的实体名单可能会伤害美国利益。 在彭博社看到的一封信中，SIA表示，这一行动有可能使其成员被隔离在其最大市场之外，损害其投资能力，而与此同时，华为在许多情况下能够在其他地方获得零组件。 “过度宽泛的限制不仅有碍美国半导体公司在全球开展业务的能力，而且还使美国公司看来具有风险和不可靠，这使得该行业的成功面临风险，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国家安全，”SIA信中写道。他们还补充说，在评估美国公司的许可申请时，主管部门应考虑这些因素。 报道称，特朗普似乎认同了他们的看法。6月29日G20大阪峰会闭幕后，特朗普表示，美国公司对他的华为政策不满意，他已经同意让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出口部分零组件和技术。 他后来澄清说，他只会允许他们出售“没有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报道指出，美国业界一直在推动白宫放松必须获得美国政府出口许可才能向华为出售产品的限制措施。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公司可以提交许可证申请，解释出口对其业务关系的重要性。根据具体和支持性的事实做出解释之后，商务部将对许可证申请作出审批决定。这位发言人表示，如果没有数据，商务部无法采取行动。 报道指出，中美贸易争端以及美国针对华为的行动使美国芯片生产商处于尴尬境地。中国是其第一大市场，大约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来自中国。他们认为，并非对华为及其附属企业的所有出口都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而且在那里销售的大部分产品很容易被非美国产品所取代。鉴于芯片的研发成本巨大，继续错失这部分收入可能会损害其竞争力。 SIA发言人表示，该组织“一直敦促美国政府在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推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领导地位，我们对总统(特朗普)在大阪设定的方向感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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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度首颗CPU诞生，基于开源RISC-V，6大系列覆盖应用广泛

      在我国芯片市场蓬勃向上的同时，印度的芯片市场也在默默奋斗着。近日他们正式发布了其首颗处理器“Shakti”(代表女性力量的印度神话人物)的SDK软件开发包，并承诺会很快放出开发板。目前开发者们能够赶在商用上市之前密锣紧鼓地进行软件开发了。 印度Shakti处理器早在2016年就已经启动开发，基于开源的RISC-V指令集架构，并且得到了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的大力支持。Shakti处理器首批就规划了多达6个不同系列，各自针对不同的市场，号称在核心面积、性能、功耗方面相比当前商用处理器都很有竞争力。 上文提到Shakti共有6大系列，分别是： E系列：3级顺序流水线，针对IoT物联网设备、机器人平台、电机控制等嵌入式领域。 C系列：32位5级顺序流水线，微控制器档次，核心频率200MHz-1GHz，适合中等负载，功耗极低，并可选支持内存保护。 I系列：64位乱序流水线，核心频率1.5-2.5GHz，支持多线程，面向移动、存储、网络应用，也是主打嵌入式。 M系列：面阿宁主流消费级市场，最多八核心。 S系列：针对工作站和服务器，I系列的增强版，也支持多线程。 H系列：用于高性能计算，单线程性能突出，可选四级缓存，支持Gen-Z Fabric互连总线、存储级内存。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这次开发的处理器芯片相当具规模化，首次开发处理芯片就规划了6个不同系列的产品线，覆盖面可以说是相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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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国要求日本撤回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措施

      据媒体报道，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长)赵世暎7月1日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长岭安政，要求日本撤回对韩国出口半导体材料的管制措施。 据韩国外交部介绍，赵世暎指出，日方此次措施不仅不利于相关产业发展，也可能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对此表达深刻忧虑和遗憾。赵世暎也表示 “计划与企业携手应对”。   同时，赵世暎称，日方的举措与呼吁实现“自由、公平、稳定的贸易和保持市场开放”的G20峰会精神“背道而驰”，并敦促日本取消该措施。 对于出口管制日方解释称，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两国)互信关系明显受损。但韩媒普遍认为，此举是针对韩国最高法院强征二战劳工案判决的报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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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负所望:中兴走上了正轨 正研发5nm 5G芯片

    近日，中兴通讯CEO徐子阳日前接受了央视《对话》栏目的采访，徐子阳在节目中表示中兴公司目前已经走上了正轨，并且成长为5G产业链的主力，他代表中兴表态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在设备层面，中兴也很早实现了关键的数据库、操作系统的自主研发。 徐子阳表示，基于IPlytics统计，截止6月15日，中兴通讯向ETSI(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披露1424族3GPP 5G SEP(标准必要专利)和申请专利，位列全球前三。     此外，在5G基站芯片方面，徐子阳也透露了中兴公司最新的进展，7nm工艺的芯片已经完成设计并量产，目前正在研发5nm工艺的5G芯片。 在采访中，徐子阳还提到了中兴在5G研发上的成绩，表示即便去年到了最艰难、最紧张的时刻，中兴通讯砍了营销费用也没有减少对研发的热情，甚至比预定的数额还要高，去年中兴投入了100多亿元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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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逼政府放松对华为禁令 美国半导体企业绞尽脑汁！

    继特朗普上周末表示美国公司可继续向华为出售设备后，当地时间7月1日，特朗普决定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出售产品之前，美国半导体行业曾展开广泛的游说活动，他们认为针对华为的禁令可能损害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   彭博社：美国芯片制造商如何迫使特朗普放松对华为出口限制　　据彭博社报道，在多场高层会议期间以及一封致美国商务部的信中，这些行业公司都主张对华为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而非像今年5月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全面禁令一样。这些(有针对性的)行动包括确定华为不应获得哪些特定技术，但同时又允许美国公司提供其他技术供应。 彭博社说，代表英特尔、博通与高通等公司的行业组织——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认为，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制裁将使得协会成员自身看起来是不可靠的合作伙伴，这将让他们在全球处于严重劣势。   资料图自媒体　　上月，SIA致信美国商务部。彭博社援引信件内容表示，此举可能会切断协会成员在他们最大市场的业务，损害他们的投资能力。他们表明，与此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华为将能够从其他地方获得零部件。 该组织上月写道，“过于广泛的限制不仅约束了美国半导体公司在全球开展业务的能力，还同时让美国公司被视作高风险与不可靠的，这将危及行业的成功，进而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SIA还补充，政府在评估美国公司的许可证申请时应该考虑这些因素。 据此前报道，特朗普上周末在大阪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他们的设备…没有什么重大的国家紧急问题。”对此，彭博社1日援引SIA发言人的话说，该组织一直敦促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提升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我们对总统在大阪设定的方向感到鼓舞。” 彭博社认为，在特朗普表态后，尽管国会以及政府中的对华鹰派人士担心出口禁令可能会被撤销，但美国行业内部一直在敦促白宫放宽限制，这些限制要求美国公司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才能向中国科技巨头华为销售产品。 对此，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企业可以提交许可证申请，并说明出口对其业务关系的重要性。该发言人说，当基于具体且站得住脚的事实对许可证申请进行审批时，商务部就会对这些许可证(申请)作出决定。而如果没有数据支撑，商务部就无法采取行动。 彭博社表示，由于贸易争端与(美国)针对华为的行动，美国芯片制造商已陷入困境。中国是它们最大的市场，它们收入的1/3都来自这里。这些制造商认为，并非所有对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的出口都构成安全风险，而它们原本销往中国的大部分产品反而会很容易被非美国产品替代。考虑到芯片研发的巨大成本，继续错失收益可能会损害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知情人士还透露，美国芯片制造商的代表们上月也会晤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与财政部长姆努钦，并表明将华为列入所谓“实体名单”的决定可能会损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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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指责与中国不正当地共享CPU技术?AMD正式否认!

      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AMD是如何将芯片王国秘钥交给中国的?”的文章，矛头直指AMD公司。 据报道，2016年2月，AMD达成了一项合资协议。AMD与中国首屈一指的超级计算机开发商曙光成立合资企业，生产AMD授权的x86处理器芯片。 作为交换，中国政府给与AMD 2.93亿美元的许可费加上该合资企业开发的任何芯片的特许权使用费。 美商务部官员一直在调查该协议是否符合出口管制。2017年6月，经过一系列调查后，他们向AMD发送了一封“通知信”，提醒AMD他们怀疑与中国的交易违反了出口管制。据知情人士透露，AMD回复称其遵守所有法规。 近日，美国芯片公司AMD驳回了有关向中国合作伙伴不当转让关键CPU技术的报道。AMD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中表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透明的”，并没有违反美国法律。 AMD的声明全文如下：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包含一些事实上的错误和遗漏，并没有准确叙述AMD在2016年初与THATIC签订合资企业的情况。 在报道中，AMD在创建合资企业时没有采取正确或透明的行为，AMD对此强烈反对。 从2015年开始，AMD在成立合资企业之前，努力并积极地向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和美国政府内的其他多个机构进行了简要介绍。AMD没有收到任何机构对组建合资企业或技术转让的任何反对意见，并且这些技术的性能低于其他商用处理器。事实上，在合资企业成立和技术转让之前，商务部通知AMD，提议的技术不受限制或以其他方式禁止转让。鉴于这一明确反馈，AMD推进了合资企业的发展。 华尔街日报的故事省略了重要的事实细节，包括AMD为保护其知识产权(IP)提供了重要保护，并防止有价值的IP被滥用或逆向工程以开发未来的处理器。 AMD的信念是，不管是在这些合资企业建立之前还是之后，我们都是正确而透明地与美国政府进行互动下做这一切。我们认识到，围绕国家安全和技术的敏感性和关注日益增加。 根据修订后的美国“实体清单”，AMD限制了产品的销售和购买，并采取措施确保所列实体不会发生技术转让。 作为一家公司，AMD严格遵守所有美国法律，并且非常关心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该公司将继续与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合作，以确保对企业公民身份和透明度方面的知识产权和最佳实践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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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国半导体被卡脖？三星/LG Display或将无法生产OLED屏

    据彭博社报道，日本可能对韩国限制出口的材料包括有机EL使用的氟聚酰亚胺(Fluorine Polyimide) 、半导体制造中使用的光刻胶(Resist)及蚀刻气体(Eatching Gas)这3类。 其中，氟化聚酰亚胺是用作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屏幕的基板，而被用来在硅片上压印和蚀刻芯片电路的抗蚀剂聚合物和氟化氢也或将被列入清单。 据市场研究机构显示供应链顾问公司(DisplaySupplyChainConsultants)的数据显示，日本占全球氟聚酰亚胺总产量的90%产能，三星电子和LG Display公司主导着智能手机和电视用OLED屏幕的市场。 显示供应链咨询公司亚洲业务主管Yoshio Tamura说，“日本公司在聚酰亚胺供应上存在寡头垄断，如果没有日本的出口产品，LG Display和三星将无法生产柔性OLED屏幕。” 报道指出，三星电子表示正在调查此事，而SK海力士和LG拒绝置评。同时LG Display表示，目前不使用从日本进口的氟化聚酰亚胺，但仍会受到这一限制供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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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感器实现屏下指纹，你知道原理吗？

    屏下指纹解锁成为当前的热门，一方面可完全实现全面屏，另一方面可提升科技感。那么，屏下指纹解锁如何实现呢?一起来看看相关解释吧。 据介绍，京东方屏下指纹识别技术适用于OLED显示屏。它采用“小孔成像”的原理，当把手指放置在屏幕指纹识别区域时，OLED发光层发射的光，可以透过屏幕照射到指纹，并被反向投射在显示屏内置的光敏传感器上。指纹特征通过准直光路调制和图像拼接软件处理，最后形成可被指纹设备算法处理的数字化指纹图像。     京东方表示，BOE屏下指纹识别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指纹图像分辨率高达800PPI，达到汗孔级识别精度;对假指纹有效检出率高达99.3%，安全性高;适应性强，适用于湿手指、干手指、高低温、强光、屏幕贴膜等多种应用环境;同时，由于将光路调制单元集成在显示屏内部，显示屏厚度较外挂式准直光路设计方案降低50%以上。 小编相信，屏下指纹解锁方案将成为未来所有手机的应用方案，这也是传感器在手机上的独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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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学美国？日本半导体突然制裁韩国!

    据最新消息，日本政府将于7月1日宣布，从7月4日起，日本半导体材料、OLED材料等将限制对韩国出口! 业内人士认为，日本限制关键材料出口韩国，波及韩国两大核心产业——面板和半导体，将影响SDC、LGD、SK海力士、三星半导体等韩国企业的相关业务，对韩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据报道，日韩政府高层在G20峰会上针对“二战”劳工赔偿事件再次进行了谈判，但是双方没有谈拢，导致日本采取对韩国出口限制的措施。接下来，日本公司在向韩国出口物品时需要获得日本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 去年，韩国大法院判决二战期间被日强征的韩国劳工胜诉，冻结日企在韩资产并要求赔偿，导致日韩关系再次降温，日韩多起经合活动被暂停。之前道称，日本经济界正因政治问题讨论向韩寻求报复措施。 对于日韩经合活动掺入政治问题，高丽大学教授金永根指出，“政治和经济问题本应分开对待，但是连负责经济政策的日本经济产业省都开始出面，这才是问题的核心”。金永根表示，“在韩国大法院作出强制征用判决后，之前一直冷静的日本官员似乎也开始感情用事”。 据了解，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认识，日本财界已经开始讨论起了对韩具体的报复方案，其中包括关税政策以及原材料、零部件出口延迟等措施。 据了解，日本占全球氟聚酰亚胺总产量的90%，全球半导体企业70%的氟化氢都从日本进口。因此，当日本对韩国进行出口管制时，韩国面板企业和半导体企业必须寻找另一个进口国家。 如果韩国不能及时寻找到替代进口国家将直接对韩国显示半导体产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将波及三星、LG的客户——苹果、谷歌、华为、OPPO、vivo、索尼等。 日本此举可能利好中国显示及半导体产业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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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紫光集团组建DRAM事业群,“台湾存储教父”担任CEO

    7月1日消息 紫光集团宣布组建DRAM事业群，刁石京为紫光集团DRAM事业群董事长，高启全为紫光集团DRAM事业群CEO。在DRAM领域，紫光旗下西安紫光国芯自主创新出全球首系列内嵌自检测修复DRAM存储器产品(ECC DRAM);此外，在3D NAND闪存领域，紫光旗下长江存储成功研发并已小批量生产了32层3D NAND闪存芯片，其创新的Xtacking TM技术，实现了3D NAND闪存芯片结构的历史性突破。 据中国工业新闻网报道，经过多年的发展，紫光集团在存储器的设计制造领域已形成一定基础，积累了从设计、生产、测试、方案构建到全球量产销售等研发和产业化经验本次被任命为DRAM事业群董事长的刁石京，现担任紫光集团联席总裁、紫光国微董事长、紫光展锐执行董事长、长江存储执行董事等职务。刁石京在ICT(信息、通讯与技术)领域拥有超过30年的行业工作经验，曾先后担任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副巡视员、信息产业部办公厅部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被任命为DRAM事业群CEO的高启全，现担任紫光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长江存储执行董事及代行董事长、武汉新芯CEO。从1980年起，高启全便在半导体及DRAM领域从业，先后在美国仙童半导体、英特尔等公司任职。1987年高启全加入台积电任一厂厂长，后创办旺宏电子，高启全还曾任台湾DRAM公司南亚科技总经理、华亚科技董事长等职务，是华人在全球DRAM界最资深的人士之一，有“台湾存储教父”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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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芯片成“国人之痛“？究竟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芯片产业是高度集成、高度精密、高度国际化、高度研发导向的产业，其核心设备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于全球几十个国家，数百个供应商，他们形成了快速变化的复杂创新系统。在6月30日由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举行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两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心痛之处。   芯片产业系统存在的任何一个短板都可能变成一种制约，这就需要着力加强系统创新能力。”在研讨会上，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长、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如是说。 巧的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正风在研讨会上也谈到了芯片问题。他说，芯片涉及到电子、化工、光学、机械等多领域的一系列技术，这种“卡脖子”的技术往往是复杂的技术系统。 以此为例，李正风认为：创新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缺乏应有的互动、联系，以及要素之间出现的各种错配现象，其实就是一种系统失灵。“我国创新体系在顶层设计、重大科技计划和重大项目组织管理模式、产学研合作机制、基础研究引领支撑技术创新、激励创新创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人才培养储备与利用全球优秀人才等方面存在‘系统失灵’问题，严重制约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对创新体系进行面向未来的系统性改革，解决‘系统失灵’问题，全面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在世界各国的竞争中，美国具有领先优势。那么美国的优势是什么?李正风认为就是创新体系的综合优势。这个优势包括：激励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土壤、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良好的营商环境、雄厚的科学基础与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多元文化的移民环境与全球人才虹吸效应、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和高度保护中小企业创新的竞争环境、不断推进前沿技术发展的军民融合体系、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全球影响力。 在研讨会上，潘教峰着重介绍了科技创新模式的一些变化特征。他通过对创新要素的具体分析总结了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组织模式的变革趋势。 首先是创新参与主体的大众化。在工业经济时代，创新是少数“精英”的专利，主要是一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单打独斗”;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打破了身份限制，创客、用户等非企业主体加入进来，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集结，形成了群体协作创新。 其次是创新组织机构的开放化。工业经济时代是垂直宝塔式的组织结构，创新成本、效率和效益主要通过一体化整合在一起，是“眼睛向内”的;而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横向聚合式的组织结构，它可以对接组织外部的一切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是“眼睛向外”的。 再次是创新行业领域的跨界化。在工业经济时代，创新基本上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门类之间，理、工、农、医等学科专业之间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活动，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的组织、地域、技术、行业边界日益模糊，跨界融合释放乘数效应，出其不意颠覆在位企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点。 第四是创新链接机制的平台化。工业经济时代，创新表现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发展的线性过程，链条之间相互脱节，创新像孤岛，属于“管道”思维;而知识经济时代，平台成为链接创新资源的要素和对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键枢纽，它重组人、机、物之间的联系，激发网络效应，属于“平台”思维。   最后是创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工业经济时代，是政府出资建立国家实验室、大企业出资建立企业实验室，有一个很高的进入门槛;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私人基金会支持的“私人科学”发展，可以通过互联网科研众筹，不需要很高的进入门槛。 总之，创新在工业经济时代呈现出中心化和有组织的特征，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则呈现出半中心化、自组织的特征。 正像李正风所说，现代经济体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天才，而是因为“它们的体制结构能够很好地推动和实现大众参与的创新。大众参与的创新自下而上渗透到整个国家。” 从中兴事件到华为、中科曙光等被美国被列入黑名单，芯片已经成了国人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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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软件百强企业榜单：华为、阿里与百度排名前三

    6月29日消息，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在会上揭晓了“2019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华为、阿里巴巴和百度分列前三名，腾讯、京东和中兴也进入前十名。 2019(第四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是依据企业自主申报、相关协会和政府推荐，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组织行业专家，根据企业2018年的经营情况审核确定。新一届百强主要特点如下： 一、规模效益不断提升。本届百强企业2018年软件业务收入合计12374亿元，同比增长16.9%，高于全行业平均增速2.7个百分点。软件业务收入规模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有17家，超过50亿元的有34家。实现利润总额3213亿元，同比增长18.8%，高于全行业平均增速9.1个百分点。百强企业以不足全行业0.25%的企业个数，创造了全行业20%的收入，40%的利润，对全行业的支撑带动和引领作用日益突出。 二、研发创新成效显著。本届百强研发投入合计2540亿元，同比增长27.2%，高于软件业务收入增速10.3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研发人员合计67万人，占从业人员比重超过60%。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达到13万件，比上届增长50%以上，高于全行业平均增速9个百分点，占全行业登记总量比重12%，其中APP软件、金融软件、教育软件、医疗软件、物联网软件、地理信息软件和信息安全软件等领域的软件登记数量迅速攀升。 三、新兴领域加速成长。百强企业紧密贴合软件产业融合创新、快速迭代的特点。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华为、阿里巴巴、浪潮、用友等企业纷纷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APP培育和应用全面展开。在大数据领域，一批制造、商务、金融、交通和医疗等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快速发展，大数据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8%，超过软件业务收入增速30个百分点。在云计算领域，阿里云跻身世界前三;腾讯、百度等积极发展PaaS和SaaS服务，推出AI即服务云、云计算加速芯片等新产品与服务框架。在人工智能领域，百度的深度学习算法框架、讯飞的语音识别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引领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规模。在开源软件领域，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百强企业在全球开源社区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不断提升，同时也带动了国内开源软件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完善。 四、国际布局全面深化。百强企业坚持开放创新的发展理念，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要素和市场资源，全面推进海外市场布局和本地化经营。2018年，百强企业软件出口规模达到310亿美元，比上届增长10.7%，占全国软件出口比重达到56%。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各类国际合作不断落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软件出口明显上升。本届百强中有半数以上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以华为、中国通服、中软国际和软通动力等为代表的30余家企业在境外设立了分公司、研发中心和分支机构。阿里巴巴在自身产品与业务“走出去”的基础上，启用了多个海外数据中心，帮助上万家国内企业拓展业务，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出海成本。 五、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在工业领域，海尔、石化盈科、东方国信等百强企业与制造业龙头企业深入合作，形成了互促共进、双向迭代的良性市场格局，带动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持续提升。在社会服务领域，积极参与支持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区、智慧医疗等建设，在提升社会管理和民生服务效率的同时，创造出大量新的市场需求，交通、医疗和安防等领域的业务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在信息安全领域，深信服、新华三和天融信等百强企业围绕信息安全发展新形势和安全保障需求，不断加快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全面发展安全测评与认证、咨询、预警响应等专业化服务，为增强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附：2019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百强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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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华科技园：AI新贵肆意生长

    1994年清华科技园项目正式启动，2000年华清嘉园建成，2004年东升大厦落成、搜狐网络大厦落牌，2016年中关村智造大街开街…… 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 这一“对撞牛”的雕塑不仅是清华科技园的地标，也象征着五道口作为宇宙中心的创新与活力。 在这个北京唯一敢叫“宇宙中心”的地方，谷歌、网易、威盛中国芯，以及之后众多创新的企业，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撞出了一个全新的宇宙出来。 寸土寸金的宇宙中心成就了谁 25年前，清华科技园正式落成，第一批学生企业家成立首批入驻者。此后，在清华科技园的入驻企业中，大部分是清华学子或者与清华渊源不小的青年创业者。   清华科技园的“第一任董事长”孙继铭在接受《清华人》采访时表示，在参照国外硅谷等成熟科技园的模式之后，根据清华的特点、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清华科技园最后定位于三项：第一是技术创新，第二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第三是创新型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 以中文在线为例，其在这里起家，是第一批入园企业。中文在线创始人童之磊曾提及，“当时互联网创业浪潮很火，我们毕业就有创业的激情，正好与清华科技园开源的时机想契合，自然而然就选择了这里，到目前为止(2014年)，清华科技园一直都是中文在线的股东。” 除此之外，另一家企业数码视讯落户清华创业园，则是因为师恩;而清华创业园从最初对数码视讯的风险投资到一路为企业招聘人才输血，也为这家企业的发展遮风避雨。 数码视讯创始人王万春曾在采访中谈到一个令人深刻的细节，他说，“在创业之初，为了第一笔订单，只有10人的寒酸公司只好借用清华创业园主任办公室来接待考察客户。” 同样，一个在清华科技园创业两次的清华学子——光速视觉创始人邱虹云，在谈及两次创业都选在清华科技园的原因时表示，第一次创业是在老师的帮助下，进入了科技园，而第二次则是自己主动选择这里，可能是因为地缘关系，这里离清华很近，似乎也传承了清华的精神，有着清华的氛围。 据悉，在邱虹云创办第一家光速视觉的过程中，从企业注册到项目申请，都是清华科技园提供的系统服务。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北京市科委开放了一批课题，科技园的相关负责人直接找到了光速视觉，并帮他们顺利拿到了为期一年经费80万的项目。 当然，提到清华科技园，不得不提的就是搜狐网络大厦。但是，即使清华科技园上大大的挂着“搜狐网络大厦”的牌子，但是在这写字楼里的大部分人还是会跟出租车司机说“师傅，麻烦停在搜狗大厦”。 诚然，在这里不难发现，在搜狐近几年的产品矩阵——房产、畅游股权、搜索、门户和视频中，除了其成功孵化的搜狗业务在增长外，其他领域的市场地位不升反降，甚至搜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搜狐本身。 搜狐网络大厦地址位于清华大学东门正南300米，占据清华科技园东南金角银边之地，属中关村写字楼商务圈，雄踞在上风上水上海淀的五道口，东面与总部位于泰国的著名连锁超市易初莲花隔街相望， 俗话说，主业做得好，不如买楼买得早。这句话在搜狐身上尤其适用。虽说当时那个互联网“不差钱”的时代，买个楼保值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像搜狐这样市值惨跌、办公楼几乎成为最值钱资产的企业却也很少见。 据可查资料，2006年，搜狐动用当时30%的现金储备，购买位于五道口核心地段的北京威新国际大厦部分物业(现为搜狐网络大厦)，连同大厦的命名权及10个停车位，涉及金额共2.77亿美元。据业内人士估计，如今这栋楼价格在34亿元(5亿美元)左右。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互联网企业早期的烧钱时代，张朝阳动用巨额资金买楼保值非常明智，因为这些大楼已经成为了搜狐这个没落贵族最值钱的资产。 近几年，唱衰搜狐的声音屡禁不止，“搜狐已现负增长，最值钱的就是搜狐大楼了…”等声音一直存在。数据显示，2018年，搜狐全年收入18.8亿美元，亏损2.37亿美元，而今总市值只剩下8.3亿美元。 引来送往的宇宙中心又送走了谁 当然，在那个互联网企业呼风唤雨的时代，不得不提的就是谷歌。 据了解，在2006年入驻清华科技园科建大厦以前，谷歌中国曾在建国门外的新华保险大厦短暂工作过，当年9月4日，谷歌中国宣布了启用占地1.4万平方米的科建大厦，正式入驻中关村，并在这里度过了风云际会的十年。 科建大厦总共10层，可容纳上千人同时办公，内部装修风格也是沿袭“谷歌范”。一层有知名的“谷歌食堂”，其余楼层则分设了“休息室”、“咖啡吧”和“健身房”，每层还设有按摩椅，以及不间断供应的零食和水果。 在科建大厦最顶部，还保留有“Google中国-谷歌”字样的LOGO牌，但仍为2015年前的旧字样。 据报道，一个细节是，在2015年Google的LOGO更换新字样后，官方并没有对中国区的主LOGO牌一并进行更换，在一楼大厅门外的地标上，刷新后的LOGO也只有“Google”，而不再有“中国”和“谷歌”字样。 据当时谷歌中国内部人士透露，在谷歌搜索服务退出大陆地区后，科建大厦始终保有上百人规模的研发工程师团队和销售团队，但比起搜索服务退出之前，员工和团队规模减少了很多。 现在谷歌中国北京总部新址紧邻北四环，比科建大厦更靠南，但就直线距离来讲，两个地址仅仅相隔1公里。值得注意的是，谷歌中国北京总部新址——融科资讯大厦，谷歌中国只租用了3-4层，办公区小了不少。 也有前谷歌中国的研发工程师笑称，此举是为了告别“过去”——毕竟在科建大厦，十年里发生了太多可以被载入史册的事，并且都相对沉重，可能也是希望换个新地方换得新气象。 但Google中国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希望有更宽敞的办公室和更加时尚的装修。所以，至2016年，谷歌结束了在清华科技园的十年之旅，并在中国开始走下了神坛。 网易CEO丁磊曾表示：“人是网易最宝贵的财富。这里的’人’，包括网易员工，也包括用户。正因为我们立足于’人’、服务于‘人’，为员工提供这样的家园式的服务，我们希望网易人能有尊严地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在2015年底，网易建设的北京研发中心占据了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将近150亩的办公园区。 据了解，新园区办公室为网易集团自建，办公条件十分优越，为网易北京所有员工提供一站式全配套办公服务。 而网易搬迁新园区，曾被视为网易一个新的起点。网易甚至还表示将继续利用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加强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实现“网聚人的力量”。 与谷歌和网易稍有不同，快手搬入和搬出清华科技园更像是一场寻梦之旅。 早在创业初期，快手员工是在华清嘉园一套三居室中忙碌办公的，不过，仅仅一年时间后的2015年，快手便搬入了“新家”。 据媒体报道，程一笑和妻子女儿一家租住在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小区的一套民房里。而快手另一位主要创始人、CEO宿华也住在同一个小区。两人经常下班后一起吃碗螺蛳粉，八九点钟结伴步行回家。 很早之前，搬到“宇宙中心”办公曾是程一笑心中的梦想，显然，这个梦想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实，而且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快手员工分散在了四个写字楼。 其中一栋写字楼就是清华科技园启迪科技大厦D座，因为楼顶矗立着快手巨大的橙红色LOGO，这里曾一度成为快手网友的朝圣之地，许多网友来北京旅游，会站在LOGO下录一段视频传到快手上。 而关于这个LOGO，最开始宿华和程一笑并没能达成共识，后来两个理工男是通过数学计算的方式来说服彼此。 他们计算了，每天会有多少人经过五道口，并以这个人数为基数计算广告的曝光费用，费用结果高于广告位的租金，就租下来，反之放弃。 最后的结果一目了然，LOGO竖立在了五道口科技大厦D座楼顶。 不过遗憾的是，快手在这里驻扎的时间并不长。早2018年底，快手便搬到了位于西二旗的联想北研园区，关于快手易址的原因，坊间有传闻称是快手业绩下降，清华科技园租金较高，但是不知道这块快手的LOGO花费了多少钱。 CV智识在跟D座前台交流时，问为什么快手都搬走了，LOGO还在对大众造成误解，前台回应称，快手虽然搬走了，但是LOGO的合同还没到期，这都是提前签订的，也算是快手在这投的广告吧。 悄悄变成“AI公司聚焦地”? 在清华五道口这个地方，虽然有没落贵族搜狐，但也有成长的AI新贵，他们的办公区正在五道口附近的写字楼里，悄然扩张，他们虽然错过了这个地方的房地产红利，但却牢牢抓住了人工智能大势。 他们就是五道口的两家人工智能不同领域的独角兽企业——商汤科技和Momenta。 如果你在清华附近的写字楼里闲逛，那么大概五座楼里，有三座中的部分楼层都有商汤科技的办公室。 据了解，这家中国明星AI企业在清华科技园期间经历了B轮、C轮及C+轮融资，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AI独角兽企业之一。 商汤科技的成长速度到底有多快呢?一位商汤科技员工分享称，“2014年，我刚入职商汤的时候，公司才只有60人，但是到我转正的时候，商汤已经有800名员工了，到2018年，商汤已经成长为2000多人的独角兽公司了。” 也正是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张，员工人数的不断增长，使得商汤在科技园的办公区遍布了各个大楼。而选址原因也与其他清华科技园的创业企业并无二致，商汤科技的创始团队部分成员以及很多员工都毕业于清华大学。 在合作方面，早在2017年6月30日，商汤科技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宣布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当CV智识希望商汤分享一下在清华科技园发生的对于商汤来说，最为重要的一两件事情时。商汤给出的回答是，在清华科技园这个地方，商汤科技得到了很多的成长，同时也接待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总理的来访。 在今年4月26日，正在中国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及代表团访问商汤科技北京办公室，体验商汤的原创人工智能技术。此前，在2017年9月20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曾访问商汤科技，体验领先的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 据了解，由于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商汤科技正在将陆续将办公区域扩展到其他办公地点，以保证业务的良性进展。 图注：与清华科技园一街之隔的东升大厦　　此外，在与清华科技园一街之隔的东升大厦里还有一家自动驾驶独角兽公司——Momenta。 这家公司在2016年创始之初是在东升大厦a座四层的智优沃孵化器，而现在不仅在苏州有一栋大楼，在东升大厦也有多个办公区作为研发总部。 此前网上一直有一个传言称，Momenta苏州大楼落成后，公司将全部迁入苏州。Momenta方面回应CV智识称，苏州大楼只是承担了一部分产品落地的功能，Momenta的研发团队和主要工作人员还是会继续留在北京，并且一直留在北京，支持公司基础算法的研发。 值得一提的是，Momenta创始人曹旭东不仅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此前还在商汤科技供职过。 当CV智识问及公司最初在这里选址的原因时，Momenta表示，公司最开始就是在这里的孵化器里成长起来的，独立出来后，基于员工的熟悉度和创始人毕业于清华的背景，以及更为主要的人才的原因，就选择继续扎根清华附近。 Momenta介绍道，现在来看，更为深层的选址原因在于这里是高校集中地，距离清华、北大、北邮、北航等名牌大学都只有十几分钟的步行路程，让应届生或在校生靠近自己熟悉的环境和校园。 同时，这里是科技大牛集聚之地，人才济济，对公司员工来说可以跟更牛的人一起共事，对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来说，可以维持一个非常优秀的技术队伍。 所以选址在这里更是一个押注技术与人才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决定了Momenta短期内不会从清华附近撤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商汤科技还是Momenta，虽然公司成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却不是靠着加班堆出来的。同时也有知情人士进一步指出，这里的公司不攀比加班时间，真正较量的是公司拥有的专利数。 甚至被封为AI企业福地? 随着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急需一批拥有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突出的创业企业支撑，五道口也出现了更多包括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健康、智能制造领域在内的“硬科技”企业。 启迪之星相关负责人介绍称，近几年，互联网企业受政策吸引和扎堆效应影响，纷纷搬至了北四环。慢慢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要驱动点的技术型创业公司，渐渐取代互联网公司成为了清华科技园一带的主角。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清华校友在互联网时代优势没有在人工智能时代优势明显。 尤其是近几年，人们越来越认同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等会是决胜未来的关键，而这些也正是清华优势学科所覆盖的领域。 技术壁垒，也为清华系友创业再增竞争力。来自清华计算机系的创业者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独领风骚：前有搜狗CEO王小川、百合网创始人慕言、田范江，后有小马智行的楼天城、旷视科技的唐文斌、印奇等。 除了他们，还有速感科技创始人陈震，阿丘科技创始人黄耀……都是来自响当当的清华计算机系，夸张地说，他们一起占据了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半壁江山。 清华科技园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介绍称，清华科技园对入驻企业的要求非常高，现在企业入驻清华科技园是需要排队的，一般需要排一个月左右，有时甚至需要更久。 虽然清华科技园的租金并不便宜，准入门槛相当高，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企业入驻的积极性。反而，作为企业管理的初学者，他们认为能够把“家”安在清华科技园，是幸运的，并为此感到自豪。 因为在大部分创业者看来，清华科技园更像是他们离开清华大学后，迈进的另一所学校。在这所特殊的“学校”，不仅能够找到政府资源、金融支持，更能让他们学到所以的企业管理技能。 此外，在清华科技园大厦办公区不起眼的办公室中，藏着许多关乎科技发展、公司重要决定的高光时刻，所以这里被奉为AI创业公司的福地。 在一些公司看来，搬到清华科技园办公，能够更快的帮助企业赢得客户的信任。 一位不愿具名的受访者透露，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并不是清华学子，但是却在公司成立不久后，想尽办法动用人脉关系搬入了清华科技园，而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里位置更好，能够给客户留下好印象。 “那搬过来之后，业绩有明显增长吗?”CV智识追问道。该受访者指出，因为这个地方在清华大学的东门附近，有地利优势。给人的印象比较好。主动找上门的客户明显比原来的办公地点要多。 “当然，本质上是产品有特色，风水这样其他的都是辅助。但搬到这里以后确实多了一些主动找上门来的大客户。”受访者进一步补充道。 除了能给企业带来品牌背书外，清华大学作为国内最著名高校之一,其总体实力，尤其是在工科方面及其雄厚,清华的科研水平带给了周边企业更多的支撑。 “这里的人才、资本、资源的大环境，是国内其他地方很难比的。”一位初创公司发言人说。而这些在企业选择办公地点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对于AI创业公司其中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举例来讲，得意音通是语音识别领域的初创公司，他们大部分高管都是清华毕业生，主营业务也与清华大学的研发具有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一方面是清华大学知识产权入股企业，另一方面与清华大学建立有联合实验室，而这就决定了得意音通为了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清华大学周围选址，并保持与清华大学密切的合作关系。 结语 此前，曾有一篇校内网的日志，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就是为了论证五道口成为宇宙中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现如今看来，宇宙中心的选择，确实见证了科技创新的历史，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又到如今的人工智能等众多创新企业，都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瞬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地成为各项创新的基础性支持技术、赋能各行各业，或许，五道口切切实实会变成科技创新的宇宙朝圣之地。 北京有句老话叫“上风上水”，北京城的北面气象万千，历来被认为是风水宝地。除了高校云集，众多互联网高科技公司都不约而同地将公司定在了五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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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谷歌高管：不需要担心流量,数据流量上限再次提升

    众所周知，以谷歌的Stadia、微软的xCloud为代表，越来越多的科技巨头将目光瞄准了云游戏这块诱人的新蛋糕。再到了电视和电影流媒体革命，数据流量上限再次提升，我们预估这种趋势会继续如此发展。” 日前在接受外媒GameSpot采访的时候，谷歌副总裁兼总经理哈里森(Phil Harrison)表示用户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哈里森表示：“从过往的发展历史来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往往能够走在消费者趋势的前头，我们就拿几个市场的流量上限历史来看吧。当音乐流媒体和下载变成主流之后，尽管在初期并不一定合法，但是数据流量上限已经上升。 哈里森继续强调：“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往往都很聪明，而且他们如何让客户满意以及如何和客户建立长期联系。”哈里森还指出，目前对于Stadia等服务的流量消耗预估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谷歌还会对这些数据进行优化整合。而关于Stadia流量的更多细节，只有等到今年秋季上线的时候才知道了。 但作为消费者，对于这种重度依赖流量的游戏服务充满诸多疑问，其中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云游戏服务如何管理流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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