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国美大战收起道德的剑 祭起法律的旗

28日在香港举行的国美特别股东大会，以陈晓获胜而告终。
国美大战不是清宫戏，不是阴谋战，而是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上、中国公司民主史上的重要时刻。在这一时刻，推动社会的进步需要两种美德：一是对法律与规则的尊重；二是基于现实利益基础上的理性博弈与善意妥协。
国美是一家具有独立品格的公众公司，黄氏或者陈氏为国美掌舵，都是特定程序下的选举结果，他们对全体股东具有信托责任，业已公开承诺努力让股东与个人的权利到最优，亮明了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实现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市场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我们看到的是现代企业的信托责任，不存在白帝城托孤的刘备，不存在水泊梁山的山大王，英雄意气必须与公民社会的规则相结合，才能产生出新的价值。既然黄光裕与陈晓方都已做出公开承诺，我们就能根据选举之后的践行程度，给双方的规则意识、大局意识甚至民族意识打分。如果有一方没有实现承诺，或者显现出对大多数投资者的恶意，那么弱势一方必须得到法律的救济。
国美争斗双方需要学会在公开公平的制度平台上，进行理性博弈与善意妥协。黄光裕需要的是对国美的控股权，投资者需要的是公司未来的长期健康发展预期，从家电连锁、公司高管各方关系处理而言，陈晓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制度可以并且已经提供给双方理性博弈的平台，通过重新订立公司内部的宪章，黄光裕家族可以获得创始者的金股制度，对重要议项采取一票否决制，而以陈晓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他们不应该成为山大王手下的鞍前马后毫无尊严的打工仔，而应该通过激励机制，根据业绩获得尊严与荣耀，或者职业生涯的低分与低薪。
一个公民社会真正的企业家，不仅需要创始人的英雄草莽气，更需要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遵守者。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需要的不仅是丛林时代的猛兽，更是理性、与自然和谐的百兽之王。
如果黄氏家族重新回到前台，在市场初定之后对陈晓等人大开杀戒，使后者在职场无立足之地，这不仅是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倒退，更是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倒退。此后，中国公司只有山大王与马仔、或者软弱的君主与篡位的权臣，董事会、大股东、职业经理人、股东大会等制度，名存实亡，形似神散。双方心怀戒惕，却能够通过制度约束对方，双方为了更大的利益，摒弃成见通过谈判建立成本与激励机制，才是现代社会的企业常态。
华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制衡机制，而后成为未来美国所有民主基因的种植者。独立后的美国非常松散，但他们有了三权分立这个根本体制，美国的建国者们不仅建立了宪法，此后各州纷纷通过他们自己的州宪法，在这些州宪法里，很多都包含了今天的“权利法案”的内容，即以法律的名义保护个人的自由。各州的利益各不相同，方向之争无法调和时，由战争来决定，因此有了美国历史上惟一的内战——南北战争。其他大多数时候，则通过建立制度或者为原有的制度背书，求得共识，社会只需付出最小的代价，就能获得更平稳的进步。
有人担心黄光裕的专断，有人担心陈晓与境外资本的结合，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制度进行制衡。在缺乏制度制约的场合，个人的个性与路径选择有可能成为企业悲剧，有时甚至夸大为国家悲剧；而在制度执行较好的场合，企业家的个性将为企业添光加彩。黄光裕可以保持个性，但不能突破规则的底线；陈晓可以有自己经营理念，却不能违背信托机制损害境内投资者权益。
与股东大会陈晓获胜相比，程序正义与理性精神更值得关注。如果双方能够进行善意妥协，那么国美事件不仅是公司法治制度的胜利，更是理性精神的胜利，为未来中国公众公司在全球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门；如果双方无法妥协，直至鱼死网破，而公众被清宫戏的阴谋论所挟裏，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封建文化与丛林文化的现实，在制度建设上更加务实、在制度细节设置上更加明确。法治与法律的独立、未来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是中国发展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