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种力量令人震撼

每天六件专利是如何产生的？

    在华为近期的一则广告中，“我们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并注重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坚信合作伙伴关系、开放合作以及公平竞争的价值，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目前华为专利数以平均每天申请六个的速度增长……”的字句引起了我的兴趣，对于中国公司来说，很少能有如此高数量的专利申情量，而且质量也堪称惊奇，在华为申请的专利中超过85％都为发明类。华为专利申请量缘何能居国内企业之首呢？思科诉华为专利侵权案最终能够和解的内幕又是什么呢？

    华为公司知识产权部宋柳平部长见证了华为专利工作的发展历程，其领军的知识产权部虽然早在1995年就创立，但公司真正将知识产权提到议事日程却在2000年。“我们为什么要做知识产权，就是为了活下去！在海外市场尤其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积累已经很多，跨国巨头正在将知识产权当作对后来者进入市场的阻击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产权就意味着你能否在这个地区卖产品。”宋柳平称。

    现在的结果足以令宋柳平和其手下100多位兄弟们欣慰，从2000年起华为国内专利申请量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截至2004年6月，获得的授权专利已经达到1127件。在国外专利申请方面，华为也已经迈出了实质步伐，目前累计PCT申请或国外专利申请已经超过600件，申请国内外商标也超过600件。“我们的年度专利申请量已经达到比欧美厂商略多，而比日韩厂商略少的地步。”

    由于华为专利增长的迅猛，令国外厂商越来越不能小视，通过谈判协商进行专利交叉许可成为知识产权部近年来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华为已经和高通、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摩托罗拉、3Com等领先厂商达成了专利合作协议。
华为知识产权部副部长成绪新为我算了一笔帐，“虽然现在华为专利的绝对数量还有差距，但国外厂商都对未来心知肚明，所以都很积极地找华为谈。而现在的交叉许可，由于国外企业收入规模比华为高出不少，即使你收我5％，我只收你1％，最后算下来华为还是获得了专利的价值。”

    “思科华为诉讼案”可谓对华为知识产权工作的一次严重考验，最后为何能和解？专利积累可谓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华为与3Com的合作早在“思科华为诉讼案”之前的2002年中就开始接触，由于两者的合作是包括核心技术在内的全面合作，3Com派出资深专家对华为进行了彻底考察，华为贡献的数百件数据通信专利得到了认可，这也是最后三方和解的一个保证。

    将专利与标准相结合从而获得利益也是一个明显趋势，华为标准部王学民部长认为，标准由于在行业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日益被国外厂商用作巩固其知识产权垄断地位的有力工具，目前已经形成了要做产品必须遵守国际标准，而国际标准又与先行者的专利壁垒密不可分的局面。

    目前华为从事标准工作的专兼职员工已经超过200人，从列席国际会议到承办国际会议，从跟踪国际标准到起草编纂国际标准再到获得标准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席位。“这一切都是打出来的！”王学民的感慨说明了其中的艰辛，同时华为在专利和标准的发展历程说明，中国公司完全有能力在专利和标准上迎头赶上，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华为在专利、标准上的突飞猛进毫无疑问都得益于研发实力的强大。华为高级副总裁艾伟称，华为超过半数的员工从事研发，每年将超过销售额的10％投入研发的做法使其技术研发能力迅速后来居上。每年10％的研发投资用于技术预研也使得华为开始超越追赶者的角色，向前沿技术的开创者迈进。而研发能力的提高，又促进了知识产权和标准工作的参与力度，这一切都促进了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约会神秘的安全部长

    “沪科案”中华为员工泄密事件也是业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案情明显，但案件从2001年拖至现在的现实也说明，中国高科技行业商业机密的保护工作还任重而道远。华为如今的信息安全做得如何？安全与技术创新这个永恒的矛盾如何得到平衡？这一切问题都是我所好奇的。

    在深圳的一个普通茶馆中，我见到了华为信息安全部部长郭世栈。使我惊讶的是，这个执掌华为安全大权的人竟然是一个大男孩，但却负责着捍卫华为这个中国最重要的高科技企业商业机密的重任。

    “信息安全部最早属于知识产权部，2001年独立出来。事实上，公司核心技术中能拿出来申请专利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其他大部分都属于公司商业机密，对这部分技术核心的管理就是信息安全部的职责。”郭世栈说，“我们属于IT支撑的范畴，但华为的信息安全重在管理，可以说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1年不仅是华为和业界的冬天，而且也是国外风险投资在国外遭遇失败后进军中国的一年，刚刚经历过互联网和电信热潮的行业，“把技术拿出去找个风险投资就能快速致富”的风气盛行。因此，“沪科案”在那时发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可以说这一切都给华为的管理层敲响了警钟。

    信息安全部独立出来后可谓承担了巨大的压力，郭世栈介绍，那时如何将公司保密做好，如何保持网络安全，信息安全部做了大量工作，当然公司每年对信息安全的投资也高达5000万以上。例如请了很多安全专家做顾问，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通过了国际先进的BS-7799安全认证等等。
当然，郭世栈坦言，安全必然要和运作效率的提高产生矛盾。“数据中心收权”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以前华为各地研究所的数据中心都是自己管理，而且研发和营销部门的电脑都互相联网。但2001年后为了保证公司研发技术的安全，信息安全部接管了公司各地研究所的数据中心管理，而且将研发部门的资源进行了隔离。这虽然有效地防止了资源泄漏，但由于都要直接连到深圳总部服务器，必然给连接速度、运作效率造成了一些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安全的重要性逐渐得到了公司员工的重视，而反过来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有效保护也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发展。“交付件管理”就是一个集中体现，以前虽然公司也开发过产品或技术共享平台，但由于对安全重视不足，使得人们不敢太在标准化、构件化和平台化上走太远。因为共享的平台都是以源代码传来传去，很容易造成泄漏，而一旦泄漏可能会给公司带来重大损失。

    在安全保护日趋完善时，“交付件管理”得到了有效发展，在思科诉讼案中声名鹊起的VRP（通用路由平台）就是一个典型，VRP实现了数据通信产品的共有特性，如路由平面、转发平面、配置管理平面和系统支撑平面等。目前华为的中低端路由器、高端路由器、GSR核心路由器、三层交换机等数据通信产品的成功与VRP通用平台可谓有密切的关系。“交付件管理”不仅降低了系统和组织复杂度，而且进一步防止了技术流失。

荣誉部与“干部管理四象限”

    早就听说华为有一个荣誉部，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担当了对员工品德教育和心理辅导的任务。此次终于见到了两位荣誉部的两位特别员工，一位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一位来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他们不仅在员工提出辞职时进行摸底教育，而且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正努力地成为员工的良师益友。

    老教授告诉了我成立荣誉部的原因。公司管理层认为华为员工非常年轻，虽然斗志非常强烈，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在成长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挫折。如何帮助员工处理好出现的问题，不仅对于员工的发展非常关键，而且对于公司的健康发展也大有裨益。

    实际上，由于老教授们具有深厚的科研工作经验，因此在对年轻员工教育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员工大多一人在外，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对自己职位、工作范围和公司管理制度等都可能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在员工与管理层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一位老教授指出。

    精神教育事实证明的确具有制度不可代替的作用，但为了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优秀企业，管理制度的国际化、现代化尤为重要。华为的管理制度变革在IT的寒冬中萌发，现在越来越趋于成熟。在华为，我意外地遇到了《华为基本法》的起草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博士，而在此前的《华为人报》上，吴春波撰写的名为“干部管理的里程碑——干部管理四象限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的文章从不同方面对“干部管理四象限”理论进行了阐述。

    在去往培训中心路上的一个石碑上，“小胜靠智 大胜靠德”的字无比醒目。而在日前举行的华为干部大会上，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做的同名报告中首次提出用干部管理四象限理论进行干部管理的方法。从依靠个人英雄到规范理性的管理制度，干部管理四象限理论作为管理实践规范化的一个体现只是华为变革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不论是引入PWC和KPMG财务审计，还是软件开发部门通过CMM5级认证，抑或是与Hay合作进行的人力资源管理变革、与IBM合作进行的、与FhG合作进行的生产质量控制、与盖洛普合作进行的客户满意度调查等都标志着华为管理制度已经日益与世界接轨，向一流的企业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