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数据应用到教育行业和企业的一些思考！

在教育管理大数据的应用中，学校管理工作者能够利用预警数据，设置教育管理“临界点”，帮助管理工作者和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健康、心理健康、课堂表现、精神状况以及出勤状况。通过预测数据，分析学生的潜在问题、学习趋势以及思想发展方向等。然而，这类数据的应用基础是教育管理工作者较高的信息化能力和素养。相关负责人需要根据教育管理大数据的特性，提升管理人员的信息化能力。

首先，制订信息化培训标准。根据教育大数据应用的基本要求和特征，制订科学的培训和考核标准，明确信息化能力与素养的培养目标，使教育管理工作者能够更充分、更有效地应用大数据技术，提高教育管理质量。其次，注重教育管理与人才培养过程的联系，突出教育管理工作的“教育性”。引导管理工作者从学生发展需求的角度出发，自主、自觉地提升自身的信息化意识和能力。

教育大数据共享是现代教育管理的重要趋势，能够通过教育交流、沟通以及数据分析的方式，丰富教育管理的内涵，细化教育管理的内容，增强数据分析、挖掘和应用的针对性。因此，我国相关教育部门应结合教育管理大数据的应用状态、硬件软件的使用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标准体系，统一规范硬件软件的应用标准、数据格式，提升教育管理数据的共享能力。

在此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还需要规范和管理现有的教育平台、管理平台以及信息平台，提高不同地区或地域的院校在信息化管理、教育以及服务平台上的规范性。我国教育部门或相关机构应构建大数据共享机制、研究机制以及应用机制，提高数据资源在教育管理、学生培养中的应用成效。简而言之，通过研究院所的介人，整合并统筹全国或全省的教育大数据，使数据在挖掘、分析和凝练后，反馈给各教育机构，使其在教育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兴起，用数字来测量、预测、规划和控制社会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可以说，人们正面临一个大数据治理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企业日益热衷于对劳动者的标准化、数字化认知。它产生的原因无非是希望节省人力成本，追求更高的效率。”刘永谋直言。

“从工具意义上说，企业正在把劳动者作为一种纯粹的人力资源，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尽管从效率角度有其合理性，但却是一种片面的合理性。”

刘永谋说，因为它会产生隐私侵犯、数据歧视、霸权等风险。这些问题并非从无到有，而是在大数据治理时代被放大了。

大数据治理时代，到底会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这个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刘永谋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

一种充满了乐观态度，认为它可以让我们向一个更加“整合、灵活、全面的政府”的方向前进，整个社会将像发条装置一样精确运行，符合理性、逻辑与公平。

另一种，则以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肖莎娜·祖博夫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为代表。

她认为，由于政府与企业能够通过数据的监测与分析，充分地了解个体并预测个体的行为，他们就掌握了对个体施加严格控制的力量，以大数据算法塑造人类的行为。

前者的“数据乌托邦”思维已经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刘永谋也不支持后者过度强调“控制”的负面效应。

所有的政治秩序都建立在协调、合作和控制的基础之上，缺乏三者中的任何一个，组织集体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大数据治理并不单单服务于控制，它同样在社会协调、合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完善数字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传统的治理体系、机制与规则难以适应数字化发展所带来的变革，无法有效解决数字平台崛起所带来的市场垄断、税收侵蚀、安全隐私、伦理道德等问题，需尽快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数字经济治理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迭代过程，其中，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要先行。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涉及国家、行业和组织三个层次，包含数据的资产地位确立、管理体制机制、共享与开放、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内容，需要从制度法规、标准规范、应用实践和支撑技术等方面多管齐下，提供支撑。当前国际数字治理体系尚处探索期，既有全球性多边机制，也有区域性或双边机制，更有私营平台企业的事实性规则。由于各国数字治理关注重点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未来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将呈现面向关注点差异的、多元化层次化的、多机制共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