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具有哪些文学艺术

倘若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分析文学艺术的风格，那么，这种创造性探索才能被称为创作。事实上，目前人工智能的智能模式远不如人类，本质上仍是人类的工具，是一种技术手段。

未完成主体性的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所谓“经验”，无法达成刹那的“浪漫”。它的产品是不会超越诗人的作品的。人工智能的算法还只是模仿，而这种模仿仍然依附于人类的主体性创造。

人工智能不是诗人和艺术家，但在它的协助下，诗人和艺术家的潜能将被极大激发，这是一道令人向往的风景。

1月15日，光明日报《文艺评论周刊·文学》就人工智能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这个话题，刊发一组文章，即《主体还是工具——人工智能与文学艺术》《人工智能写的诗，算不算“作品”——关于人工智能的“创作资格”问题》《人工智能写作是一面镜子——由机器人小封诗集〈万物都相爱〉说开去》。三位作者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人工智能对于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并对未来的更多可能性进行预测和评估，读来让人受益匪浅，有话想说。

的确，人工智能已开始介入到诗歌、散文等文艺创作之中，甚至生成的某些产品具有特定的风格，有“类人”的趋势。随着智能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及5G时代来临，人工智能业已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当下世界的同时，也为文学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命题。它的应用正改变着审美客体，解构着审美主体，其间也伴生出诸多审美问题。

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是一个古老命题。技术的进步，可以为审美实践提供更多的元素。人工智能虽然有可能改变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甚至改变艺术作品的范式，但它所生成的只是产品，并非真正的艺术作品。在艺术起源的早期，技术与艺术并没有什么区别，古希腊人把凡是可以通过知识学会的工作都视为艺术，对艺术和技艺、技巧不进行区分。但是，艺术与技术是不同的。艺术创作具有更强的非预期性和无规定性，属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人类纯逻辑的能力可以编码，但一些超越逻辑的能力，如直觉反应、灵感不可编码，数据不能等同于知识，算法不能简单地与创作画等号。

弱人工智能在语言、感性和创造力层面，存在着显着困难。对于这些人类所独有的文学艺术创作层面的典型特质，弱人工智能目前只能做到一定程度的模拟。在语言层面，人类日常使用的语言是人类自然语言，由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而来。概括来说，自然语言是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区别于如程序设计的语言，也就是人工语言。多数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关涉的是计算机对呈现给它的语言的“理解”，而不是计算机自己创造语言。因此，对“自然语言处理”而言，创造比接收更困难，包括主题内容和语法形式。在语法上，人工智能生成的诗歌通常很不恰当，甚至有时是不正确的。人工智能的诗歌产品，虽然形式上有先锋派的痕迹、后现代的味道，或许能给予读者一种“震惊”的短暂体验，但由于没有历史深度和时间刻度，显然属于一次性过的“仿后现代”。诗歌不能缺失历史的灵魂，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历史没有诗歌是了无生气的，而诗歌没有历史则是乏味的”。

基于情绪和情感依赖于人类大脑中散布的神经调节这一事实，“感性”也是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能力。虽然日本软银公司开发出“云端情感引擎”机器人“派博”（Pepper），试图模拟神经调节，但效果并不理想。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应用层面，大部分研究仍很浅表。而感性是艺术创作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品格。

在创造力层面，文学艺术创作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一主体性的特质也是弱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至于强人工智能何时拥有主体性的创造力，未来并不可期。英国认知科学家玛格丽特·博登将创造力分为组合型、探索型、变革型。她认为只有探索型才有可能适合强人工智能。然而，即使是探索型人工智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的判断，因为只有人类才能识别并清楚地说明风格化的法则。倘若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分析文学艺术的风格，那么，这种创造性探索才能被称为创作。事实上，目前人工智能的智能模式远不如人类，本质上仍是人类的工具，是一种技术手段。

真理即创造原则，是18世纪早期哲学家维柯所强调的。只有人类大脑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创造物。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也深信，人类的创造力即自我诠释，是一种前逻辑的思维能力。人类在自我认知系统与自然世界的交互之中，理解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当反思自我时，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大脑可以观察自身，二元对立就消失了。自反性乃是人类最主要的主体性。这种特定的自我，可以让无意义的元素涌现出意义，这也是艺术创作产生的本源之一。目前人工智能并不能实现自反性。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训练机器人乘坐电梯，机器人会在门前停下。它把电梯玻璃门里的影子当成另一个机器人，并不能识别一个被放大的自己的影子。

文艺创作是超验、反思和自洽的，既包括规划构思过程，又包含结构、节奏活动。它以观念的构思形成艺术的表象，并以此作为生产的前提，从而使创作活动依据人的自觉目的进行。作品包含了主体对文化的整合和想象的跳跃，有物质层面的，有行为层面的，更有精神层面的，既具有技术属性，更具备创造属性。人工智能的诗歌产品，目前只具有创造属性中的转换创新，本质上还是通过“人—机”协助、协同的方式完成的。

对于人工智能而言，算法是大脑，算力是肌体，大数据是其成长的养分。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制的人工智能，并不理解自己所生成产品的意义。它所做的只是在算法的驱动下，将一种形式投射到另外一种形式上。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是比“算法”复杂得多的精神活动。

人工智能并不面向文学艺术，深度学习机制丝毫不关心读者是否会欣赏其产品。所谓的人工智能诗歌，是一种浅表的类型化文本，不能让读者实现永恒崇高的神圣性审美体验，只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人工智能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可以成为诗人或者作家的助手，但不可能替代诗人或者作家。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非创造性重复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承担，但是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诗人和艺术家的感性思维能力，艺术创作主体的灵感顿悟能力，是人工智能不可获得的。在完成自身的主体性之前，人工智能很难剥夺人类的创作权。未完成主体性的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所谓“经验”，无法达成刹那的“浪漫”。它的产品是不会超越诗人的作品的。人工智能的算法还只是模仿，而这种模仿仍然依附于人类的主体性创造。

我们也应看到，在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在后现代的视域下，人工智能的进化是否可以承载些许“诗性”，还不能妄下定论。人类的身体、大脑等与生俱来的结构，决定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局限。人脑的局限性使人类无法理解一些终极真理，人类可知晓的事物范围存在边界和上限，所以我们应避免把人工智能狭隘化。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对技术持乐观态度，他不只怀念机械复制时代之前的“灵韵”，也为技术变革所带来的艺术新形式欢呼。他所定义的机械复制文明时代已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审美客体并未因之面目全非。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原创性不是判断艺术作品的最高标准，艺术哲学的美的概念性过于沉重，固执的理性观念主宰着审美，艺术必须打破这种界定。艺术与非艺术、反艺术之间的区分是可疑的，艺术本应多元、异质。

文学艺术属于一种“家族相似”，是相似性之网，它的概念应该开放和敞开。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文学艺术可能会更加多元。而多元性拒绝虚假的慰藉，它的目的是使艺术通向真理。

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艺术与人工智能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融合，将激发人类无限创造的潜能，新的艺术范式将产生，艺术创作也将前所未有地变得更加日常。人工智能不是诗人和艺术家，但在它的协助下，诗人和艺术家的潜能将被极大激发，这是一道令人向往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