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洗刷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之耻吗？

中国很大，中国内部也不是同构型的；中国在知识产权(IP)的保护上有不太好的纪录，但针对新技术与产品的研发，无论是在中央、省级或地方政府都有庞大资金补助，也有广大的内需市场作为支持…总而言之，中国市场是个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大杂烩。

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数的西方企业与学术机构能妥善应对中国的“IP地 雷”，与当地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并赢得市占率；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东敏(Dongmin Chen)在接受EETimes 美国版编辑访问时表示：“中国是复杂的。”而这正是他着力之处。

陈东敏目前也主导北京大学的科技研发部门，是一个名为“开放创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计划的幕后推手；他解释，该计划是要在寻找投资项目的中国风险资金业者，以及中国各大学或新创IP供货商(无论东西方)之间扮演媒合角色。陈东敏曾是美国硅谷创业家，并曾执掌哈佛大学(Harvard)量子组件物理实验室(Quantum Device Physics Lab)长达15年。

根 据陈东敏指出，如果“开放创新平台”计划成功，可望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带来深远影响；无论是中国科技业者、相关大学院校与政府机构，都在寻求来自西方的更 多技术转移。这类活动过去因为中国在IP保护上的不良纪录而受到阻碍，陈东敏是赌上了北京大学以及他自己的专业声誉来正视这个问题，其目标是藉由开放平台 来宣示中国保护智财权的承诺。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东敏

在不久前于北京举行的一场论坛中，针对中国科技部一位官员指“借用、消化、重新发明并创新”外国技术是中国可采取的作法，陈东敏公开表示不赞同；他响应，这种作法在其它国家的眼中就是侵犯知识产权。（请点击这里查看《跟中国做生意，会担心自己的技术被偷走？》）

陈东敏了解，IP保护是中国最大的缺点之一，因此其“开放创新平台”特别着眼于这样的现实，希望能促成在国际性协议之下的技术转移到中国。该计划有三大目 标：一是为初期阶段的新创公司分担风险，二是协助海外与中国本地大学院校与中国投资者接轨，三是从基础上改变中国新创公司的经营模式、让它们能繁荣茁壮。

陈东敏表示，无论是中国或美国的新创公司“夭折率”都太高；而且目前风险资金业者的热门标的是软件，较不关注硬件。另一个较大的问题是：“没有人专门投资制程或是材料技术升级等领域。”藉由指派技术专家、创业家或是北京大学校友负责不同“媒合”任务，陈东敏认为“开放创新平台”能拉拢更多准备IPO的企业与中国本地投资者。

此外陈东敏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私人资金转向更低风险的投资项目，大学院校所拥有的IP更常被局限在校园中无法出头；在此同时，全球各大学院校都在寻求中国本地的合作伙伴，或是能建立研发联盟。例如在今年6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就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创新中心(UW–Madison Shanghai Innovation Office)，目标是做为该校进一步耕耘中国市场的前哨站。

事实上，这类“创新中心”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随处可见；不过陈东敏表示，其挑战不在于竞争日益激烈，而是仅委托几位专门人员负责营运这类机构是否足够？常见的问题是要找到中国本地的人才来协助中心的营运，并能够与中国相关政府机关建立紧密关系。他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有各种地方与中央补助资源，但要拿到补助并不容易。”其开放平台将能协助这些大学院校与企业有效率 地取得更多资金并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新创公司与西方同业的发展模式不太一样，在1980年代与2000年，中国新创公司主要 是从大学院校独立出来；陈东敏表示，在过去十年，有越来越多中国本地大学院校让教授出去成立新创公司，但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教授们是否能由研究人员顺利转换身分为CTO，然后成为称职的制造部门主管、甚至CEO。

也就是因为大多数教授们并没有接受过企业经营的训练，中国新创公司往往最后“不得善终”。“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万事通；”陈东敏指出：“我不打算聘用终身职教授来执行这个计划或是经营新创公司，我们需要来自外部的创业人才，可承担领导计划的风险，也具备争取国家补助的能力。”

陈东敏解释，未来那些教授或是创业家的薪资，将来自于他们自己负责的计划，并不是由北京大学提供；不过他也表示，该平台将为寻求创业协助的对象，提供北京大学的技术资源、该校教职员的专业知识以及博士后研究生等。

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对于陈东敏的技术转移提案响应都很积极；该校纳入陈东敏的计划，有部分原因是他承诺以逐案审查的模式来资助新创公司，这种方法能消除旧 有人际关系、偏袒等因素，而是以一种新的评判基础来媒合投资人与值得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的项目。“中国有资金；”他重申：“但中国需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订定规则并使程序透明化。”

编译：Judith 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