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惹争议，看看科学家是怎么说的~

“一对基因经过修改的双胞胎婴儿已于11月健康诞生，基因编辑使她们将来可能具有天然抵抗艾滋病的能力。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11月26日一则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的发言就像投入河中的石子激起了产业界、科学界、媒体甚至广大人民群众的讨论。

基因编辑，无论是在人类医学、动植物育种还是药物筛选领域，都备受争议，除了技术层面的争议之外，更多的是伦理道德层面。然而，这个被视为“禁区”的领域，因为贺建奎的这一举动，突然之间又回归大众视野。

媒体第一时间询问相关专家并综合了以往采访的科学家的看法。百家争鸣，供大家参考。

世界著名心脏病学家、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曹文凯

对于基因编辑研究，曹文凯在接受采访《科学家说》时表示：基因编辑的时候，从人身上获取基因来治疗疾病，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开始在研究了。但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现在争议的关键，因为一旦在胚胎做就会影响人的一辈子，甚至是未来几代人，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还在讨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组组长王皓毅

王皓毅也曾对媒体表示：基因编辑技术在整个行业来看，是一项非常具有前景的技术，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更是有着其他技术无可比拟的优点，一旦普及，对人类的意义将是巨大的。

“关于监管性问题方面，在农业方面的应用，我不是很想强调风险的问题，FDA已经明确表明，不会监管基因编辑的蘑菇上市，这是一个已经批准的事情，我认为更客观的态度应该是，更多的去管一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要管这个东西如何产生。”王皓毅表示。

不过，对于贺建奎“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王皓毅在接受《知识分子》所属《赛先生》采访时认为：科学、技术和伦理上多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一个都还没有解决。技术方面，如何确保无嵌合的一细胞期完成精确基因编辑，如何全面检测潜在脱靶位点。科学方面，如果确保引入的CCR5突变在受体胚胎的遗传背景下有良好的效果而没有其他严重副作用。

分子生物学家王喜萍

王喜萍对此接受网易科技采访时表示：“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会产生错误编辑，虽然概率不大，但在人身上还是无法容忍的，万一产生残疾婴儿，伦理道德上无法容忍!”

遗传学家，WHO遗传病社区控制合作中心主任、国家产前诊断专家、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和遗传与生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尚志

黄尚志向媒体表达了对此事的看法：(这更多是)伦理的挑战，还是胚胎操作，与克隆人差别不大。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李劲松

李劲松在接受《知识分子》所属《赛先生》采访时表达了很强烈的反对态度：“不可思议，完全不能接受。”

“Ent_evo”列出了对这件事的一些观点和质疑：

1)这次编辑的是CCR5基因，它有一个天然等位基因叫CCR5Δ32，少了32个碱基对。这个等位基因很奇怪，可能只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但是经历了很强的正向选择，说明它在短暂的历史里一直是好事情。CCR5Δ32携带者确实对HIV-1有很强的抗性，看起来生活也大致正常;

2)突变的CCR5Δ32也有缺点，目前看来它可能会给感染后的炎症反应带来不利影响，比如遭受一些黄病毒属病毒感染后，有更高概率出现严重的症状;

3)现在HIV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从人群上来说，有更多的CCR5Δ32应该是利大于弊;

4)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这就不好说了，并不是每个人一生中HIV的风险都那么大。而且考虑到现在HIV的阻断疗法非常有效，做这样的选择，收益并不明显;

5)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个目标，而是在于手段。CRISPR作为基因编辑工具虽然强力，但是会有很多“脱靶”——错误地编辑了不该编辑的地方。编辑农作物好办，弄出问题了就不上市呗，但如果一个人遭受了错误的编辑，你不能把他杀了啊;

6)更糟糕的是，这次做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明确知道编辑没有成功。这个孩子就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而却承担了一样的风险。

7)但是这个案例里的安全和伦理问题我还是不放心。为啥莆田系医院会是实际开展的场所?有怎样的证据表明确实这两个孩子没有遭受脱靶?为什么那个明明没有编辑成功的胚胎还是最终带着风险诞生了?整个过程给人的感觉是依然不够透明缺乏监管。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全球健康及传染病研究中心与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

张林琦在《知识分子》所属《赛先生》中的采访中也表达了类似担忧：对健康胚胎进行CCR5编辑是不理智的，不伦理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中国人的CCR5是可以完全缺失的;而CCR5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是重要的;现在母婴阻断技术非常有效，高达98%以上，可以阻止新生儿不被艾滋感染;即使HIV感染的父亲，和健康的母亲，100%可以生个健康和可爱的孩子，根本无需进行CCR5编辑。

“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是否经过了伦理批准?是否合法合规?后期也有相关人员质疑了“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的申请书”前面的真假问题。

科学研究的很多领域都有盲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仇子龙呼吁，科学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科学和社会学的交界的每一步研究都是需要充分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