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如何应对美国FCC抢占5G高频段规划？

5G及其频谱规划绝不是孤立于世界现实环境的单纯事件，而是谋求全球合作发展与维系霸权思潮的对垒。美国急于在一个月内就将FCC的5G重新分配高频段频谱的设想变为国家的正式规划，可见此事的急迫与重大。因此，我国在5G领域，特别是频谱规划领域应加快研究与运作的步伐，并在相关国际标准组织中达成共识，以备在WRC-19大会形成全球统一的5G高频段频谱规划，维护全球5G的健康发展。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以5票赞同、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公布将24GHz以上频段用于5G移动宽带运营的新规则。FCC称，新规则将开放24GHz以上频率用于移动宽带，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将高频段频谱用于提供下一代移动宽带服务的国家。FCC最新的法令和频谱规划，将为美国5G领域的商业投资提供至关重要的方向指导。同时，也力图奠定美国在5G领域中高频段频谱的国际话语权。

 FCC规划用于5G的4个高频段包括：3个授权频段(28GHz、37GHz和39GHz频段);1个未授权频段(64GHz～71GHz频段)。以上共有11GHz的高频段频谱可供移动和固定无线宽带灵活使用，其中授权频谱为3.85GHz，未授权频谱为7GHz。FCC表示，新规则对新一代无线宽带服务、卫星和联邦政府的频谱使用进行了平衡，也实现了不同频谱接入方式的平衡，包括独家使用许可、共享接入和未授权接入，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和使用案例。

我国5G“强化频率统筹”战略遭遇新挑战

在移动通信领域，TD-SCDMA为我国以自主创新的姿态争得了进入国际标准“俱乐部”的地位和平台;全球化浪潮又需要我们参与并融入国际主流标准阵营。TD-LTE以及TD-LTE/LTE FDD融合使我们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有了更广阔的舞台，进而在5G领域实现从跟随向引领地位的转型，这正是中国国际经济战略在全球移动通信领域取得成功的生动写照。因此，在高速发展的宽带移动通信领域，让中国的5G融入世界体系，并努力从跟随地位向引领地位转型，是5G在我国国际经济战略指引下的必由之路。

在5月31日召开的第一届全球5G大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提出了“强化频率统筹，依托国际电信联盟，加强沟通协调，力争形成更多5G统一频段”的倡议，也是我国5G频谱战略的指导方针。正是在此战略指导下，我国在WRC-15大会上，并未强力推动我国已有的5G(IMT)频谱方案，而是在与各国紧密沟通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促成大会最终将L频段的1427MHz~1518MHz作为5G(IMT)新增的全球统一频率。另外，部分国家以脚注的方式将470MHz~698MHz、3400 MHz~3600MHz频段及其上下邻频标注用于5G(IMT)。对6GHz以上的高频段规划并未急于磋商与表态，而是留待WRC-19大会上予以决定。

为此，我国在5G时代主导权的竞争中，取得与国家战略利益相符合的频谱配置话语权并形成全球统一的5G工作频段至关重要。而美国FCC在2016年6月首次提出为5G重新分配高频段频谱的设想，又仅在一个月后就出台相关的频谱规划，在美国重大的频谱规划史上如此迅急地公布与行动绝无仅有。这也进一步证明美国在3G、4G时代丧失国际主导权后，急于在5G时代挽回颓势之急迫。同时，也是对在国际电联主导下形成各方一致的5G频谱规划的重大挑战，更是对我国5G“强化频率统筹”战略的新挑战。

加强国际合作，坚持全球统筹的既定战略

在5G发展过程中，我国遵循主导和融入国际主流技术标准的总体思路，坚持开放性和国际化。在5G研究领域，我国要继续保持处于国际“第一方阵”，主导和引领部分国际标准的制定，其中包括5G高频段关键技术、潜在的候选频段等。同时，还需要对5G拟用高频段的法律依据、未来使用中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以及拟选高频段频谱的连续性和实现性，进行大量细致的实验与论证。在此基础上，与相关国家及标准组织及时沟通和协同，为WRC-19大会形成全球统一的5G高频段频谱规划奠定基础。

另外，在2016年6月的3GPP标准RAN会议上，第一个5G高频段(6GHz~100GHz)信道模型标准获得通过，首次填补了6GHz至100GHz高频段信道建模理论研究及其在移动宽带中应用的空白，开启了5G高频段技术标准化的进程。其中，华为参与了70%以上的技术课题，并对多项课题提出了创新方案，为5G高频段技术标准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我国与其他国家及相关标准组织在5G高频段领域的卓有成效的合作，为提升5G高频段频谱规划的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