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给医学带来了什么？

今秋在合肥召开的“中国数字医学论坛”上，卫生部有关专家在报告中讲到：中国医院信息化正出现第三次浪潮。这三个浪潮分别为：第一次是围绕医院的财务管理信息化;第二次是扩展到医院的全面管理信息化;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目标转向临床，标志是电子病历和临床路径。
　　目前的电子病历在通行概念上还是属于工具性质，它帮助医生调集资料，完成规定记录等，没有改变医生自由职业的个体性质。但是临床路径却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改变医生的个体性质。医生的医疗行为在临床路径中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团队共识的结晶;医生个人有价值的经验，经团队认可后，可加入临床路径，成为共识，由团队共享。这意味着，一个数千年来的个体性工作，将变成团队工作，工作依据共识，网络信息技术将共识传递给每一位医生，进而，每一位医生在日常诊疗中都以共同智慧为病人排忧解难。这将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尽管上述观点并非全新，临床路径本来就是从国外传入，加上过往国内外的医学智能系统、医学经典、循证医学、疾病指南等，或许都能说明个人经验与团队成果之间的关系以及成果共享问题。但是当下重申这些观点的背景和形势可大不相同：前面，有非解决不可的医改问题;后面，有政府自上而下推进力量;上面有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趋大势;下面有广大民众的殷切期盼等等。有这种条件，你想要不做成都难。目前卫生部已经公布的临床路径范本是112条，今年会再加100条，其使用范围限定在住院期间，覆盖面并不太宽。不过这将打开一条通衢大道，眼前即有例证：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已经将医学知识库与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列为重大课题。沿着这条通道，即便处理日常医疗，医生也能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分享团队成果，从个人执业为特征的医学时代，迈向普遍共享为特征的医学时代，这岂不是一场革命?
　　革命，是划分时代的标志物，就像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的分野是一场革命，从个体医疗时代到团体医疗时代也会有一个革命性的过渡。中国不是信息技术最领先的国家，但中国是政府推行力度最大的国家。医学人工智能的初衷，也与当前中国的医改问题有交集。50年来，美国研发成功的十多个决策系统，无一例外都在应用推广中败下阵来，其中美国医师协会及其会员以不同方式进行抵制是重要原因之一。智能化医学知识库总使医生普遍感到是对职业生涯的趋势性威胁，回过头来想想医生的工作性质，不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医生的全部工作都围绕信息的记忆、采集、判断和运用展开。所以医生不愿等待着一个机器信息系统取代他们，以致医生们甚至没有时间了解人工智能将带来的优势，就将其扼杀在襁褓中。现在中国人口的巨大基数和广大农村与社区基层医疗，对从信息技术获取低成本、高效率的软性医疗资源有强大的潜在需求，加上中国是政府领衔，政路贯通，医生会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认识信息技术带来的好处，医学知识库和临床决策等辅助系统将在政府推行的实践与应用中落地生根。
　　这场以医生为主要对象的医学革命，会给医生们带来些什么样的具体好处?笔者认为：基于“全称”条件下的临床路径、医学知识库、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医学人工智能等，医生的临床思维模式将发生改变，临床教学模式也将发生改变。医生在准确、简便和庞大的信息状态下工作，眼界将会更高、更宽;医生的关注点必然从个案追踪上升到整体关联、从科室诊疗上升到健康趋势、从病理机制上升到医学逻辑。形象地说，过去医生或许只关注一根树枝上的几片树叶，今后医生或将透过整棵树、整个森林来反观树叶。再具体一点，临床上每遇到病情变化，过去医生能联想的是自己的经验思维片段，今后医生却能调用融合了众人智慧的解决方案。
　　这场医学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广大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