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号转网新增试点 业内人士连称“看不懂”

最近有消息显示，携号转网将新增三个试点地区，分别为湖北、江西和云南，这三地将于2014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对此，有业内人士连称“看不懂”。之所以说看不懂，主要基于这些原因：从这次增加的三个试点地区来看，均为相对不发达省份，尤其江西和云南还是中国移动的势力范围，用户3G热情不高，携号转别的运营商网络的用户可能不会多。业内人士估计，开展携号转网不会影响到这三地的势力格局。而且从首批试点天津和海南用户转网寥寥的情况也反映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携号转网已经变成了虚无缥缈的同义词。

综合携号转网试点地区、实际效果等元素看，此次新的试点地区的选择，仍然是监管部门矛盾心态的延续。其实，继续推进携号转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监管思维落后的体现。

“携号转网在国际上已经推行长达十年以上，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反垄断手段”。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教授曾说。由于电信业“网络效应”（经济学称“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信息产品存在互联的内在需要，使用得时间越长，用户对于网络的依赖性就越深，运营商利用着这种用户的依赖性，达到其对市场垄断的目的。从这点上来说，携号转网是一种反垄断措施，用户享有的便利也是来自更加自由的市场竞争。

与2003年美国运营商开始实施的这一时间点相比，国内的携号转网可谓姗姗来迟。2010年11月，携号转网开始在天津和海南开展试点工作。从两地非对称转网策略上可看出，该业务实施的目的在于打破中移动一家独大的电信业格局，平衡三大运营商市场份额；还要保护中移动担纲的TD-SCDMA的3G民族标准。

然而时至今日，媒体援引知情者的话说，试点近三年来，两地试验效果均不理想。有数据显示，目前天津和海南两地携号转网的申请者有20.7万户，但最终成功携号转网的仅5.9万户。

在携号转网启动后仅一个多月，该业务用户就已迅速减少。《京华时报》分析称，携号转网在实际推进中仍存在诸多困难：例如与之前运营商的合约未到期、第三方业务号码绑定在转网后难以继续使用、三家运营商3G制式不同造成的转网同时必须更换手机等等。

电信行业分析师付亮也曾说，携号转网遇冷主要因为三大运营商对该业务的推进并不积极，而第三方业务号码绑定在转网后难以继续使用等困难也不是单靠运营商能够解决的。此外，在试点地区有转网需求的用户前期基本已完成转网或通过其他方式加以解决，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很多手机端的应用与号码的关联度也在不断减弱。

联通和电信人士也曾指出，天津和海南两地用户体量小，第三方服务机构积极性难以调动起来，如果这样，在其它地区推广携号转网也会十分困难。并且，三大运营商的用户数据寄存也需解决。用户转网后，原始数据仍然寄存在原运营商的位置寄存器（HLR）中，如果删除，原运营商用户拨打该号码会变成空号。这在携号转网天津试点期间屡见不鲜。

有用户也曾对IT商业新闻网记者表示，感觉办理携号转网业务十分繁琐，因为牵扯到与原运营商的解除原合约，运营商解决起来时间长，之前的业务在转网后不能用，运营商未尽到充分告知义务等等。

除了携号转网这一做法难以有效推展外，上述这些同样能够反映出另外一个层面的含义，即中国电信业的市场监管力仍然十分弱，相关法律的缺失，让包括携号转网在内的诸多业务和策略难以控制，往往会出现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的状况。

有运营商人士曾经直言，不能把携号转网推广不下去的罪过都一股脑儿扣在三大运营商身上，工信部本身也难逃其咎。“携号转网原本是工信部牵头的一项政策，不是运营商的业务，然而在推行过程中工信部撒手全由运营商担着，出了问题也不牵头解决。”在很多人看来，监管部门在制订包括携号转网等政策时显得优柔寡断。从天津和海南两个试点地区采取不同的转网政策中可看出，这显示出监管部门“既想遏制垄断，又怕冲击市场”的矛盾心态。

媒体曾刊发文章称，携号转网若想取得预期效果，需要监管部门的强力作为，细化规则、明确权责、强化监管都是必不可少的方面。除了政策的跟进，完善电信监管法律法规，特别是出台反映中性立法原则的《电信法》也尤为重要。

其实，继续推进携号转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监管思维落后的体现，因为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替代原有政策来打破垄断。在阚凯力看来，现在移动通讯实行垄断，运营商通话费昂贵，但是使用新的技术后，移动通讯领域已经垄断不住，用户完全可以改用微信。“所以未来电信运营商以后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破除垄断、加快改革，这恐怕不以他们的意识为转移的。电信的体制改不了，但是通过互联网这种突破性的技术，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个垄断给改了，换句话说，原来那套模式和体制是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