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高旭东谈4G牌照：“技术中立”是伪命题 运营业重在创新与服务

12月18日早间消息（岳明）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3年12月4日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颁发了TD-LTE牌照，这也正式拉开了国内4G商用的序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旭东教授在接受C114中国通信网采访时表示，从TD-SCDMA产业链发展的历程来看，电信运营企业的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取决于创新和服务能力，而不是网络技术本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旭东教授

“决策层不应该将发放不同的网络制式牌照作为平衡市场格局的手段，而是应该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明确4G牌照政策，不遮掩、不犹豫、不观望。 最理想的做法是只向三家电信运营商发放TD-LTE牌照，同时加大对TD-LTE产业链的系统性支持。”高旭东说。

技术中立是谬论

“技术中立”和“市场决定”一直是有些人在电信运营商网络制式选择上的主要说辞。但在高旭东看来，这是一种非常糊涂难以理解的论点。

“这并不是普遍真理，也不适用于所有行业；这也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制约，如果完全奉行中立原则，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业永远都发展不起来。”从历史上看， 在一个国家处于追赶阶段时， 无论是德国、美国， 还是日本、韩国， 都不是坚持“技术中立”， 而是支持本国技术。高旭东说。

高旭东还举了两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美国对华为中兴的安全调查以及设备禁入，欧盟甚至都直接提出要求我国政府保证欧洲企业在华市场份额。由此可见，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需要“技术中立”和“市场决定”？“技术中立”和“市场决定”真能够保证中国的利益吗？“如果是这样，美国、欧盟为什么不是在所有场合都坚持‘技术中立’和‘市场决定’？核心问题，还是各自的利益。”高旭东说。

研究表明，我国技术创新成效不大，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技术开发不出来，而是缺乏对本土技术的市场支持。这同日本、韩国经济和技术追赶的经历截然不同。他们的经验表明，对于处于追赶过程中的国家而言，为本土企业、本土技术提供相当的市场保护，可能是成功追赶的必要条件。

日本汽车工业的崛起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到1980年之前，日本通过限制轿车进口保护本土企业，提升了本土企业的盈利和创新能力，最终成就了丰田、尼桑等日本汽车工业在全球的成功。可见，“开放市场不是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市场保护也不是国内企业竞争力弱的根本原因。”

“TD-LTE作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4G国际标准，是个系统性创新，这在我国信息通信产业领域是绝无仅有的，更应该加大扶持力度。产业链环境窘迫的TD-SCDMA，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我们都能够实现在今天的反超；产业链更为强壮和健康的TD-LTE，如果多方面举措得力，肯定能实现与LTE-FDD平分天下。”

“我们呼吁，相关部门应该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系统考虑4G牌照的再发放，这不仅仅是技术和产业的问题，更关系到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高旭东说，“以前谈国家安全，主要讲国防和军事，但在互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网络和信息安全至关重要，而选择TD-LTE更有利于解决这一点。”

加大系统性扶持

运营商作为4G牌照发放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在当前阶段还是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中国移动在非常积极地推动TD-LTE，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似乎更希望发展LTE-FDD。

“纯粹从运营企业的角度来看，存在不同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高旭东说，“因为我国在之前发放了三张不同的3G牌照，移动从TD-SCDMA升级到TD-LTE更加平滑，联通从WCDMA升级到LTE FDD成本更低，而电信则是希望能够借助LTE FDD摆脱之前的CDMA小众技术的尴尬。”

“但站在国家利益高度上来看，三家运营商都只获得TD-LTE牌照却是最合理的选择。”高旭东说，“因为从电信行业的发展来看，网络技术本身已经不再是最核心的竞争优势，企业的发展战略、业务创新与服务能力才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三家都获只获得TD-LTE牌照，并不会损害电信联通的竞争力。”

“电信和联通在建设覆盖全国的优良TD-LTE网络过程中，或许需要支付额外的投资，而这两家现有的盈利和投资能力并不是很足。这个时候，国家有义务给予必要的支持。”高旭东说。但他明确反对3G发牌时的行政平衡术，“直接从中国移动划拨资金给其他运营商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在他看来，三家运营商在都是TD-LTE网络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开展业务、特别是新业务进行竞争，而不是从网络本身的差异性获得优势。这个时候，管理水平的高低、企业自身努力的大小、能力的高低，是更为根本的，这也可以更好体现市场竞争的本意。“只有在公平竞争中形成的平衡才是最终的平衡，通过拆分重组这样的外力达成的平衡注定是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