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头与叛将

硅谷的起源就来自于“八叛逆”，虽然肖克利实验室当时难称巨头，但正是八叛将后来从当时的半导体巨头仙童再次出走，才将信息技术的种子遍洒圣克拉拉谷。

2017年12月，百度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将景驰科技与前百度自动驾驶部门总经理王劲告上法庭。两个月后，据知情人士透露，景驰科技创始人兼CEO王劲已经从景驰出局，“董事会炒掉了王劲”。

无独有偶，2018年2月，Uber刚与Waymo（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子公司）和解，代价是2.45亿美元。2017年2月，谷歌起诉Uber侵犯自己的专利和商业秘密，前谷歌自动驾驶核心研发人员之一、Uber自动驾驶技术副总裁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在三个月后被Uber解雇，理由是“他未能配合公司的内部调查，以履行联邦法官威廉·阿尔苏普（William Alsup）的命令，归还被盗的技术数据。”

2016年2月，从谷歌离职的莱万多夫斯基联合创立了自动驾驶货车公司Otto，6个月以后，Otto被Uber以6.8亿美元收购，莱万多夫斯基带团队加入Uber，任Uber技术副总裁，负责自动驾驶部门。

在一封激光雷达供应商邮件中，谷歌发现了一份据称是Uber激光雷达电路板的电路图，该电路图与Waymo申请专利的激光雷达设计方法极为相似，通过这张图纸，谷歌认为自己的商业机密被泄露，与激光雷达相关的多项专利被侵权。另外一种说法是，谷歌在 Otto 提交给内华达州的自动驾驶相关文件中发现， 其“64 线激光雷达系统”制造技术和 Waymo 的方案高度相似，因此怀疑Otto窃取了谷歌的技术。

发现技术疑似被泄露以后，谷歌经过调查发现，在2015年12月，莱万多夫斯基下载了 14000 多项文件，共9.7GB的机密资料，其中2GB与激光雷达相关，包含了Waymo激光雷达电路板设计资料。在把资料转存到自己的SD卡中以后，莱万多夫斯基将其电脑格式化。谷歌还查明，在2016年六七月间，有两名Waymo员工下载了包括激光雷达供应商、制造细节等Waymo商业机密文件以后，离职加入Otto。

收集到这些证据之后，谷歌对Uber、OttoMotto以及Otto Trucking（莱万多夫斯基创办的另外一家公司）发起诉讼。2017年3月案件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在法庭上，除了与名字和教育背景相关的6个基本问题外，莱万多夫斯基在6个小时内共400多次利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给予的权利，拒绝开口，以避免落入律师设置的陷阱，自认其罪。（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成为其自身所涉案件的目击证人（No person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莱万多夫斯基以沉默对抗法官要求上交被盗文件的要求，从 2 月到 5 月，莱万多夫斯基一直拒绝配合调查，在错过上交文件的最后期限后， Uber 最终辞退了他。

回到王劲案，百度起诉的理由主要包括如下三条：百度和王劲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竞业限制义务、不招揽百度员工义务及保密义务；王劲离职时既未向百度返还存有百度重要商业秘密的电脑等物品，亦未做任何离职交接；离职后，进一步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以景驰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的名义进行业务拓展，并在中国市场与百度直接竞争。

违反竞业限制协议是一个问题，但并不足以让王劲出局，台积电告梁孟松违反竞业禁止协议，虽然胜诉，但并未让梁孟松真正离开三星。真正让景驰董事会保不住王劲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王劲未交还的那台电脑及一体机。即便电脑有可能在出差时遗失，多功能一体机怎么会遗失？

假如王劲没有犯莱万多夫斯基类似的错误，更要如数上交公司配备的IT设备。联发科曾经状告袁帝文，正是调用其离职当日计算机使用记录时，发现袁帝文从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脑复制了2000多笔资料，其中208笔是联发科拥有知识产权的资料，并将资料存在U盘里，再带离公司，涉及泄漏工商秘密、背信、无故侵入他人计算机等罪。而王劲离职时电脑直接遗失，这种状况，百口难辩。

联发科状告袁帝文一案，最终因为犯罪嫌疑不足而裁定不起诉。袁帝文给出的解释是离职时为进行工作交接，应主管要求，将资料复制下载至公司IT部门提供的移动硬盘，下载完后就将移动硬盘交给主管，并将计算机内资料清空，交还给IT部门，带离公司的是用个人随身盘备份的个人资料。

虽然硅谷不签竞业禁止协议，但对携带“硬拷贝”技术资料去下家或者创业，都非常忌讳。一位在硅谷工作多年的EDA专家表示，他当年离职出来创业，老东家的东西一纸一笔一份资料都没有带，全凭脑子里的“软拷贝”。

窃取技术自然不可取。但大公司关键岗位人员是否就该被竞业禁止条款绑死呢？我看未必。无序竞争也许会造成资源浪费，但过于维护现有市场秩序，则可能会杀死创新，硅谷向来不签竞业禁止条款。美国政治学家AnnaLee Saxenian就认为，员工可以自由择业，才是硅谷兴盛的原因，她指出，造成硅谷和波士顿截然不同命运的因素是文化，在波士顿地区的技术公司里，工程师一辈子只为一家公司工作是常态，而在旧金山湾区，则完全不是这样，员工从这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才是常态，甚至他们还可以自立门户和前雇主竞争。法学家Ronald Gilson也认为，加州没有竞业禁止条款限制，所以形成了湾区极为开放的文化氛围，企业不能禁止员工跳槽或创业，使得企业很难保守技术秘密。从而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技术领先。

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自由择业促进了硅谷成功的说法，圣迭戈大学的学者Ted Sichelman就是其中之一。Sichelman认为，硅谷成功的原因不外乎抓住了PC发展的机遇，而波士顿则死在了迷你计算机上。

当然，大企业并不是都喜欢加州的这项规定。苹果、谷歌、英特尔、Adobe、IntuitInc和皮克斯动画公司(Pixar)间就存在“不互相挖角”协议，这些公司在2005年到2009年期间合谋拒绝聘用彼此的员工，最后招致集体诉讼，不过最终这六家公司与美国司法部和解，这些公司不再对员工使用不准跳槽竞争对手的“竞业条款”，今后这些科技公司可以相互挖角。

别忘了，硅谷的起源就来自于“八叛逆”，虽然肖克利实验室当时难称巨头，但正是八叛将后来从当时的半导体巨头仙童再次出走，才将信息技术的种子遍洒圣克拉拉谷。

无叛将，不硅谷。